商業化文化與文化商業化

　　商業化對于文化的提升作用是明顯的，但商業化也容易導致文化的低俗化。商業化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勢必導致文化產品生產者追求受眾群的最大化，文化產品圍繞著消費需求展開，獲得最高的收視率、最高的發行量、最高的點擊率、最高的市場占有量，便成了目的。商業性大眾文化的傳播一方面大大滿足了個體意識越來越強烈的現代人休閑娛樂的訴求，一方面又使文化的商業價值得到飆升，為投資商贏得滾滾財源。前幾年“超女”文化創造的巨大財富效應，即是文化商業化的一個奇跡。據報載，“超女”對社會經濟的總貢獻至少達幾十億元，“超女”品牌的商業價值超過二十億元。雖然“超女”見證了商業文化通過電視等現代媒體的登臺亮相，然而圍繞“超女”引發的爭議，至今都沒有停止。平凡的鄰家少女一夜之間登上了國際知名雜志封面，進入千萬人的生活，為插上夢想翅膀的年輕人呈現了多么誘人的前景。然而，文化商業化帶來的隱憂不容忽視，文化的進步靠錢是堆砌不了的，表象的繁榮背后是文化生態的沙漠化。“超女”現象的影響之深、范圍之廣，從娛樂圈輻射到讀書界，隨之而起的是“粉絲閱讀時代”的來臨。像韓寒、郭敬明等青春偶像擁有大量“粉絲”自不必說，即使像易中天、于丹、錢文忠等“百家講壇”派當紅學者亦無不擁有大量“粉絲”。“粉絲”多自然拉動圖書的銷售，高人氣帶來的高銷售讓出版社和作者都樂此不疲。在今天這樣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幾乎所有的行業、產業都被經濟利益所裹挾，出版業自然也不例外。一切以利潤判高下，導致格調低俗、跟風出版等現象層出不窮。作為一名出版從業者，我常常感到困惑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在出版工作中強調要弘揚主旋律，可我們的主流文化對青少年明顯缺乏吸引力，我們的主旋律圖書往往受到市場冷落，不得不依靠政府補貼而勉強做到保本不賠。在出版轉企改制之后，在全社會市場導向劇增之時，在生存競爭的經濟壓力之下，出版人如何權衡處理好“義”與“利”的關系呢？

　　今天的出版人時常會說起現代史上文化人辦出版的佳話。如張元濟到商務任職之前，商務作為一個民間機構，盡管出版了一些書籍，但無論在文化理念還是社會影響上，都沒有明確的定位。只有在張元濟手里，商務才完成了“文化商務”的企業構建。商務印書館將自己的經營理念總結為“在商言商”和“文化本位”。前者指出版社不能不考慮贏利，業務活動要圍繞商業經營來進行。后者指出版社不是單純的贏利機構，而應秉持文化出版的理念，做與文化相關的事。商務正是在張元濟手里完成了從印刷工廠到出版機構的文化改造，逐漸成為蜚聲海內外的文化教育機構。在百年激蕩的政治風潮和社會變革中，商務始終抱持“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理想，以出版為陣地，引進西學，整理國故，創立現代教育體系，在促進文化學術進步、引進現代科學技術、推行現代企業制度等方面，成績卓著，為近現代中國的思想文化發展，為整個民族的復興大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張元濟、鄒韜奮等大批前輩出版家無不懷抱著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而投身出版業，“張元濟精神”、“韜奮精神”至今澤被后人。在今天這樣一個充斥著喧囂、浮躁的商業文化環境中，出版人應當自覺繼承前輩的精神與傳統，提升對文化內涵的理解、對文化理想的堅守、對“文化自覺”的踐行。切忌舍本逐末，唯利是圖。否則，建設文化強國，終究會成為一句應景的口號。中國出版集團總裁譚躍先生說得好：“文化的本質是文化，不是產業，出版企業的本質是內容創新，不是經濟增長。我們要把產業做大，但我們的戰略眼光是把文化做強。”竊以為，一個沒有“文化自覺”的出版人，就像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無論未來的時代如何變化，出版人身上的“文人”特質、文化理想都不應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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