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文化程度、技能素質高于老一代，雖然在工作耐受力方面弱一些，但在對自身合法權益的維護方面表現強勢，對城市里面的歧視性制度越來越不滿，渴望與城里人享受同等的住房、教育、社會保障等公民權利。他們沒有老一代‘葉落歸根’的鄉愁情結，不愿意在結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鄉務農。”李萌說。

　　我出來不是為掙錢的，我得有尊嚴

　　“我辭職了，是因為我感覺到領班太勢利眼，對我們太不人性化了。我出來的目的不是為了掙錢，是為了學技能，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家里不缺錢。如果我回去，我可以在當地工作或自己做個小生意。但我不能為了在這里工作而沒有尊嚴，看著領班的眼色工作，我才懶得伺候他呢。”3月22日，記者在北京朝陽區世貿天階附近采訪時，正巧遇到一位邊走邊打手機的男孩，約摸20歲左右。

　　記者主動上前和他打招呼交談，之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這位出生于1990年的男孩叫李小強，原籍安徽阜陽，之前在北京一家酒店當服務員。因為一件很小的事情和領班發生了小矛盾，在此前兩天已經辭職不干了。由于事發突然，酒店還欠他10天的工資（酒店每月10日發薪），但他義無反顧離開了，寧可不要那10天的工錢。

　　李小強具有新生代農民工的典型特征。這些孩子更容易接受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如果用直接、嚴厲的管教方式，他們甚至會立即向你提出辭職，哪怕還拖欠著工資，他都可以不要。在他們眼里，個性、尊嚴比工作更重要。

　　在鄭小立的企業里，很多新生代農民工和李小強非常接近。來自內蒙的“85后”技術工人張初明對記者表示，“雖然都是打工，但我們更看重工作環境和能學到什么，即使可以多掙錢，但又累又臟而且最終學不到任何東西，我也不愿從事那樣的工作。”

　　給記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張初明的表達能力非常出色。這位只上到高一而中途退學的小伙子善于學習，與人交談中充滿自信，目光直視對方。如果他的普通話說得再標準一些，似乎沒有人會認定他是來自外地的新生代農民工。

　　“公司每個月都要舉辦一次員工生日會。凡是當月過生日的員工，老板都會請我們到飯店吃飯，平時過年過節的紅包更是從不缺少。在這樣的環境里工作，感覺到企業是把我們當人看，而且受到尊重。”張初明說。

　　新生代農民工在名字上已經和第一代農民工就有明顯的變化。張初明的父母希望他將來有出息，就如同初升的太陽帶來光明一樣，因而取名初明。家里不僅有電話，父親還有手機。為了不讓父母有太多的牽掛，他每周都會給父母打一次電話，但大多只用三五分鐘時間報個平安而已，因為他不喜歡聽父母嘮嘮叨叨。

　　不要把我們當機器，不開心就會離開

　　張初明每天的工作就是開印刷機，這屬于技術工種。在企業里，至少工作5年以上才有機會晉升，而一旦晉升，月薪高達6000元以上。他的師傅是一位工作了10年之久的湖北人，月薪已突破1萬元。不過，春節后他的師傅辭職回鄉創業了。公司再三挽留，但于事無補。

　　對張初明的影響是，一旦有足夠的積累，或許有一天他會步師傅的后塵，畢竟在北京沒有歸屬感。“公司對我們很好，但我們始終不會把這里當家。結婚生子、照顧老人都是我們要承擔的責任，但在北京，我們根本買不起房子，回家是遲早的事情。”
　　
　　缺少歸屬感，認為自己始終在漂泊，這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又一共同特征。他們無力支付高昂的購房成本，他們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盡管他們的收入并不低，甚至高于參加工作不久的本科畢業生，但家鄉就業和創業機會的增多讓他們多了一個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