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果仔细地观察这两个转向，可以发现两个转向的进度状况是有区别的。前一个增长速度转向已经是一个实现了的事实。后一个经济发展方式说得最好的，也只是已经进入了这个转向，说得不好也许还只是我们的愿望。于是问题就来了：我们的着力点在哪里呢？我认为，我们的着力点应当是在承认增长速度下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趋势的同时，争取这种不管是中高速、还是中速的增长速度，是由比较高的必须高的生产率支撑的。如果是陷入了低效率的中速增长或更低速度的增长，各种过去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经济社会矛盾都会暴露出来，我们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总之，低效率的中速增长是我们所不希望见到的一个发展态势，我们希望见到的一种常态，合乎我们愿望的常态，是一种比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高速增长或中速的增长。而这一点是要我们做出努力去争取才能实现的，而不是说我们无所作为就可能出现的，前一个转变是已经摆在那里的，我们只能承认，只能适应。第二个转变则需要我们努力去争取实现。
  
  第三点意见，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才能实现第二个转变。
  
  必须实现从粗放型发展到集约型发展的转变，不是一个现在才提出的新问题，这个问题少说已经提了将近20年了，多说这是刚开始改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实现。为什么没有实现？原因是体制没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很难实现。从改革开放开始时期的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务院提出的经济建设十大方针就明确指出，十大方针都是环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这个中心提出的。
  
  到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国家计委就提出来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主要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增长。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党中央讨论“九五计划建议”和后来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九五计划”的时候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提法，是苏联人在60年代就提出的，不过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不可改变，以致一直到苏联崩溃都没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总结了苏联的教训，提出要实现两个基本转变，一个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第二是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到商品经济，而且明确第二个根本转变是第一个根本转变的基础。
  
  “九五计划”因为在十四届三中全会“50条决定”指引下市场取向改革进展比较好，所以“九五计划”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十五计划”期间情况发生了逆转。“十五计划”期间因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变得越来越大，所以经济增长方式就变得越来越不好，用海量投资建设“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的时候造成了很大的隐患。所以“十一五”的制定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争论，就是继续用政府主导的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还是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争论的结果，后一种意见还是占了上风。所以“十一五规划”规定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为此还规定了许多具体的措施。来开会的时候我本想把我总结的“十一五”制定过程中的大争论的一本书，叫《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送给各位，可是在昆明的书店买不到，很遗憾，只好以后再说了。
  
  “十一五”制定得很好，但是用一位在2010年为“十二五”预研究提供意见的美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你们制订了一个很好的十一五规划，但是我看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这种很不理想的状态使中共中央在“十一五”的最后一年，也就是2010年提出了口号叫“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
  
  上面讲的这段经历告诉我们：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是命运攸关的，可是能不能够实现这个转变，取决于改革，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通过改革把现有的体制把它改造成为一个有利于创业和创新的体制。这个体制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呢？在我看来，它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的能够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只有我们实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划的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和路线蓝图，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只有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够确立我们所期望的那种新常态。
  
  最后一点，对我们企业家怎样面对新常态提出一点意见。为了确立我们所期望的新常态，或者说有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高速或中速增长。我们作为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当然应该尽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我也希望我们的企业家作为我们社会的中坚力量和大家一起，包括我们有改革思想的官员们一起，来推进这个伟大的事业，使它取得应有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