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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23 11:18 來源：??? 責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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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114】訊：我們當下議論最多的一個話題就是經濟的新常態，所謂“新常態”就應該對應“老常態”，“老常態”是過去中國30多年的時間里，GDP平均增長是9.8%，這兩年經濟開始回落，今年上半年是7.4%，按照市場的預測，今年年底中國恐怕維持不了7.4%了，還會繼續下調。
經濟放緩，這是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一種表象，我的理解“新常態”絕對不僅僅是經濟速度的放緩，在經濟速度放緩的背后，還有經濟結構的優化，增長動力的切換，制度環境的改變，這才叫“新常態”。
中國過去30多年，我們的經濟增長得益于得天獨厚的資源，得益于前所未有的制度紅利，得益于中國獨有的人口紅利，還有我們中國東方特有的儲蓄紅利等等。但是今天這些支撐過去高速增長的因素都在消失或者減弱。比如說人口紅利，中國臨近了“劉易斯拐點”，這個在經濟學上有爭論，中國勞動力已經從絕對的無限供給變成了絕對數的下降。
中國是貿易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過去30年，中國的出口總額增長了近九十倍，而全球貿易量僅增長了6倍，但是現在，上半年貿易對GDP的貢獻是負數。還有像能源、資源、土地、環境，中國現在都已經瀕臨危機，如果繼續高速增長，則難以為繼。
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和國務院在制定“十二五”規劃的時候，就已經預計到了，把“十二五”期間的平均增長速度定為7%，而且決定我們的工作重點從過去的重速度、重規模、開發重大項目，轉到重結構、重質量、重效益、重民生，這就是所謂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結構優化、產業升級、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
但現在我們擔心的不是經濟放緩，而是經濟在放緩的時候，政府能不能頂住壓力，堅定不移的進行機構調整�，F在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事，我們經濟放緩完全符合經濟規律，縱觀全球，包括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一般情況下在高速增長30年到40年以后增速都會回落。
日本在50年代之后有25年的時間，GDP增長達到9.8%，和中國差不多，后來就降到4%。從1992年到現在的經濟增長速度是0.87%，安倍上臺后，從去年到今年有所恢復，過去二十年叫“失落的20年”。韓國和中國臺灣也是一樣，就是說全世界的經濟增長規律顯示，經濟高速增長到第四個十年一般都會下降到4%以下，中國現在還是7%。
雖然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還很靚麗，但我們心里一定要認清這一點：GDP不僅僅是個數字的概念，不僅是個量的概念，決定GDP本質的東西是GDP的質量，GDP的技術含量，這是一個國家的競爭力。新加坡的一位副總理曾說了一句很不客氣的話，他說你們中國過去30多年確實令世界矚目，但你們沒有什么競爭力。因為你們都是低端制造業，你們就憑借人口紅利，犧牲的環境、人力和物力為代價發展的。
因此，我們必須要認識到，以后的GDP，7%的GDP是什么樣的GDP，不應該都是鋼鐵、水泥、平板玻璃，應該是有更多技術含量的GDP。另外，從歷史階段來看，中國人均GDP已經接近7000美金了，這個叫中等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有兩個特點：一個是跟新興市場比，已經沒有了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了，而和發達國家比還暫時不具備先進的技術，這就是所謂的“不上不下”。但在這個階段，由于人均收入提高了，這個社會的貧富差距拉大了，像中國連續十年，基尼系數都超過了國際警戒線，必然意味著社會矛盾的加劇，人和人之間的矛盾加劇，人和自然的關系不協調。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如果不正視的話，很可能會跌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
所以，我們現在轉型升級，適應中國經濟的新常態，是每一個中國企業都應該深刻認識的，或者說應該正確認識的。當然新常態會有很多的矛盾，因為這些矛盾，比如經濟下行，會引起方方面面的矛盾。
經濟放緩，這是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一種表象，我的理解“新常態”絕對不僅僅是經濟速度的放緩，在經濟速度放緩的背后，還有經濟結構的優化，增長動力的切換，制度環境的改變，這才叫“新常態”。
中國過去30多年，我們的經濟增長得益于得天獨厚的資源，得益于前所未有的制度紅利，得益于中國獨有的人口紅利，還有我們中國東方特有的儲蓄紅利等等。但是今天這些支撐過去高速增長的因素都在消失或者減弱。比如說人口紅利，中國臨近了“劉易斯拐點”，這個在經濟學上有爭論，中國勞動力已經從絕對的無限供給變成了絕對數的下降。
中國是貿易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過去30年，中國的出口總額增長了近九十倍，而全球貿易量僅增長了6倍，但是現在，上半年貿易對GDP的貢獻是負數。還有像能源、資源、土地、環境，中國現在都已經瀕臨危機，如果繼續高速增長，則難以為繼。
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和國務院在制定“十二五”規劃的時候，就已經預計到了，把“十二五”期間的平均增長速度定為7%，而且決定我們的工作重點從過去的重速度、重規模、開發重大項目，轉到重結構、重質量、重效益、重民生，這就是所謂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結構優化、產業升級、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
但現在我們擔心的不是經濟放緩，而是經濟在放緩的時候，政府能不能頂住壓力，堅定不移的進行機構調整�，F在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事，我們經濟放緩完全符合經濟規律，縱觀全球，包括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一般情況下在高速增長30年到40年以后增速都會回落。
日本在50年代之后有25年的時間，GDP增長達到9.8%，和中國差不多，后來就降到4%。從1992年到現在的經濟增長速度是0.87%，安倍上臺后，從去年到今年有所恢復，過去二十年叫“失落的20年”。韓國和中國臺灣也是一樣，就是說全世界的經濟增長規律顯示，經濟高速增長到第四個十年一般都會下降到4%以下，中國現在還是7%。
雖然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還很靚麗，但我們心里一定要認清這一點：GDP不僅僅是個數字的概念，不僅是個量的概念，決定GDP本質的東西是GDP的質量，GDP的技術含量，這是一個國家的競爭力。新加坡的一位副總理曾說了一句很不客氣的話，他說你們中國過去30多年確實令世界矚目，但你們沒有什么競爭力。因為你們都是低端制造業，你們就憑借人口紅利，犧牲的環境、人力和物力為代價發展的。
因此，我們必須要認識到，以后的GDP，7%的GDP是什么樣的GDP，不應該都是鋼鐵、水泥、平板玻璃，應該是有更多技術含量的GDP。另外，從歷史階段來看，中國人均GDP已經接近7000美金了，這個叫中等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有兩個特點：一個是跟新興市場比，已經沒有了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了，而和發達國家比還暫時不具備先進的技術，這就是所謂的“不上不下”。但在這個階段，由于人均收入提高了，這個社會的貧富差距拉大了，像中國連續十年，基尼系數都超過了國際警戒線，必然意味著社會矛盾的加劇，人和人之間的矛盾加劇，人和自然的關系不協調。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如果不正視的話，很可能會跌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
所以，我們現在轉型升級，適應中國經濟的新常態，是每一個中國企業都應該深刻認識的，或者說應該正確認識的。當然新常態會有很多的矛盾，因為這些矛盾，比如經濟下行，會引起方方面面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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