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城市熱衷于蓋大劇院什么的，這當然很好。但是你可以想想《延河》在過去五六十年時間里，對于陜西文化的發展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一本文學雜志，它對一個地方文化生活的長遠影響不一定比大劇院低，成本卻比大劇院低得多。
　　
　　所以推動文化發展，還要遵從文化的特性。文化不是砸錢就能砸出來的。我們現在是路徑依賴，一說搞文化，就想著花大錢、蓋大樓，但小錢不肯花，潤物細無聲的事不肯做，你一個文學雜志，再怎么折騰，也搞不出多大響動來。可文化創造說到底，它就是小成本的，是寂寞無聲的，應該對文化給予更多的關注。
　　
　　高楊：文學的評獎對作家意味著什么？茅獎的實名制投票還會堅持嗎？
　　
　　李敬澤：實名投票會堅持，因為大家公認是成功的。說到底，評獎是為什么呢？就是要給文學一個公道，給作家一個公道。去年媒體談論那么久，但很少有人認為那些作家不該獲獎，那些作品不該獲獎，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目的達到了。
　　
　　高楊：這種評獎方式壓力是挺大的。
　　
　　李敬澤：這個肯定有壓力。評出來的是實至名歸，評不上的，也有很好的。但我覺得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評獎的公正性，對建立一個健康的文學生態是至關重要的。
　　
　　文人與吃飯
　　
　　高楊：你曾說，“任何一個人的精神活動，離不開吃飯這個事實。”文人一談錢，一談私欲，就要受到攻擊。也有些人，假借文學之名經營自己的名利，對這兩種情況你怎么看？
　　
　　李敬澤：文學教給我們的一個基本品質，就是反對形而上學，不要僅僅從概念上理解世界。我們要通過文學保持對人和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的感受力。
　　
　　有些人自己很擰巴、很復雜，但看別人就非黑即白。文人怎么就不能跟別人談版稅、談印數啊？輪到他出書，他難道不談嗎？人的生活是多向度的，在寫作的時候是個作家；談戀愛的時候，是個男人；對付孩子的時候，是個父親；上班的時候，是領導或者是個下級。由于這些復雜向度，我們自身的矛盾是一定存在的，并且是很正常的。你不能要求說，他在文章中金剛怒目，見了他爸他媽，也一樣金剛怒目，那他不是一個神經病嗎？
　　
　　每個人自覺不自覺的都是這樣的。指責別人的時候，我們忘了自己其實跟被指責者一樣。我們要求別人高度自治，我們自己經常不自治。一方面努力自治，一方面矛盾糾結，這就是人類的基本境遇。人類的偉大精神導師們，孔子、耶穌、釋迦牟尼，他們的偉大之處，不是告訴人類什么是好的，什么是高尚的，而在于他們都承認人類本來就有弱點，然后，他們指出，如何帶著這些弱點、以這具肉身，去追求高尚。所以，對人責之太嚴，那也不是什么優秀品質，那叫刻薄，實際上是拿著人類的弱點去否定人有追求高尚生活的可能，那結論就是，你反正也是有狐貍尾巴的，我也有，算了，我們都別裝了。(笑)
　　
　　高楊：中國文人都很窮，你也挺同情他們的。
　　
　　李敬澤：什么叫我很同情，我也不是富人(大笑)。
　　
　　高楊：當然文人的收入也不能跟房地產商比，但文人所從事的工作，是不是對這個社會的意義和價值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