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出版人時常會說起現代史上文化人辦出版的佳話。如張元濟到商務任職之前，商務作為一個民間機構，盡管出版了一些書籍，但無論在文化理念還是社會影響上，都沒有明確的定位。只有在張元濟手里，商務才完成了“文化商務”的企業構建。商務印書館將自己的經營理念總結為“在商言商”和“文化本位”。前者指出版社不能不考慮贏利，業務活動要圍繞商業經營來進行。后者指出版社不是單純的贏利機構，而應秉持文化出版的理念，做與文化相關的事。商務正是在張元濟手里完成了從印刷工廠到出版機構的文化改造，逐漸成為蜚聲海內外的文化教育機構。在百年激蕩的政治風潮和社會變革中，商務始終抱持“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理想，以出版為陣地，引進西學，整理國故，創立現代教育體系，在促進文化學術進步、引進現代科學技術、推行現代企業制度等方面，成績卓著，為近現代中國的思想文化發展，為整個民族的復興大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張元濟、鄒韜奮等大批前輩出版家無不懷抱著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而投身出版業，“張元濟精神”、“韜奮精神”至今澤被后人。在今天這樣一個充斥著喧囂、浮躁的商業文化環境中，出版人應當自覺繼承前輩的精神與傳統，提升對文化內涵的理解、對文化理想的堅守、對“文化自覺”的踐行。切忌舍本逐末，唯利是圖。否則，建設文化強國，終究會成為一句應景的口號。中國出版集團總裁譚躍先生說得好：“文化的本質是文化，不是產業，出版企業的本質是內容創新，不是經濟增長。我們要把產業做大，但我們的戰略眼光是把文化做強。”竊以為，一個沒有“文化自覺”的出版人，就像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無論未來的時代如何變化，出版人身上的“文人”特質、文化理想都不應丟失。

　　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數

　　數字環境下，人們的閱讀需求、閱讀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有調查顯示，2009年，全國人均每天讀書時間不足十五分鐘。中國大學生除了讀與自己專業相關的書以外，基本上是不讀書的。就連一些被稱為知識分子的教師，也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很少讀書了。一方面是文化程度越來越高，一方面是書越讀越少。如今的世界，熱鬧得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多少人僅僅把讀書當作敲門磚，門敲開了，真正的讀書生涯也就結束了。為何國民閱讀整體情況并不樂觀呢?是國家和政府層面不重視嗎?顯然不是。中央和各級政府一直大力提倡建設學習型社會、建設書香中國，推進農家書屋工程、全民閱讀工程、文化環保工程等，每年全國都有不少城市舉辦各類讀書活動，送書下鄉、“圖書進廟會”、“文化年貨”……政府的努力，可見一斑。再者，站在提高國民整體文化素質、構建終身學習體系的角度來講，讀書固然需要政府宏觀的引導和督促，但讀書畢竟主要是個人化的行為，最終得靠每個人自覺自愿地愛讀書、多讀書，而不可能靠政府一手“包辦”。作為一個出版從業者，看到滿街行色匆匆的人流，聽到實體書店接二連三倒閉的消息，我常常想，面對這樣“不讀書”或“少讀書”的現實，出版人又該如何作為呢?數字化潮流下，人們渴望更舒適更便捷的閱讀體驗，以iPad為代表的移動終端的相繼出現，重新定義了人們閱讀的黃金時間睡覺前、醒來后、地鐵上、堵車路上……一個個碎片時間成就了快餐閱讀的流行，新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閱讀習慣，閱讀方式也變得豐富多彩。人們可以通過在線、下載，用耳朵“閱讀”，享受視聽的盛宴;人們還可以通過點評、互動、分享、交流等全新的閱讀模式，“讓閱讀鮮活起來”，擴大閱讀的傳播力度，創造更大的閱讀價值。在數字文化的沖擊下，人們開始紛紛憂慮圖書的未來沒有了紙墨書香，圖書的未來會怎樣?

　　中國出版業絕大部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在傳統的紙質圖書出版方面，而紙質圖書無論是大眾類圖書還是教育類圖書，利潤都不高，而且進一步發展的空間有限，傳統出版業已經進入低增長和微利的階段。目前，電子書的來源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完全移植傳統紙書內容，進行數字化呈現;另一種則是作者通過數字化平臺進行原創。雖然目前大多數的電子書都來自傳統圖書的內容轉換，但數字化的獨立出版已經漸成氣候。一旦作者直接在數字平臺上寫作，完全繞開了傳統出版環節，編輯會失去飯碗嗎?我個人目前的看法還是比較樂觀的。竊以為，未來十年，人們擁有紙質書的數量可能會因手機、電子閱讀器、平板電腦等新興媒體的流行而有所減少，但紙質書絕不會銷聲匿跡，電子書與紙質書的關系仍將是共存而非取代。盡管如此，數字出版已是不可遏阻的趨勢，歷史的潮流無法阻擋。出版人必須清醒認識到，數字出版是一次不容忽視的產業革命，傳統出版已經面臨了數字出版的嚴峻挑戰：傳統出版流程將因此而改變，傳統出版行業固有的線性價值鏈將被打破，書業與相關行業之間的互聯將愈加復雜……面對數字化潮流的不可阻擋之勢，傳統出版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僅僅依靠將數字技術手段引入編輯出版或者營銷流程是遠遠不夠的，傳統出版還需要不斷跟隨科技發展的腳步，創新內容，結合圖文、動畫、聲音、影像，開發新的圖書形式，逐步提供多界面的內容閱讀產品，或將相同的出版內容通過書報刊、音像出版物、影視產品等形式，進行多層次的互動開發，讓出版資源在更廣闊的空間整合起來，真正實現從紙質內容的提供者到內容資源的運營者的轉變，通過自身技術改造和內容創新來提升發展空間，拓展和培育新的發展增長點，與整個產業鏈上的各方一起迎接數字時代的挑戰。

　　費孝通先生曾說：“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的確，“文化自覺”不可能一蹴而就，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更不可能靠高歌猛進式的造勢炒作來實現。出版人應當在冷峻的思考中自覺行動，主動擔當繁榮文化的歷史責任，做“文化自覺”的表率，在建設文化強國的征途中，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中華文化的走向世界作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