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離大眾壓力倍增 古籍出版你的位置在哪兒
2011-05-30 09:06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責編：陳伊超
- 摘要：
- 數量占全國出版社的4%，但市場份額卻僅占2%；頂著古籍出版的帽子，卻不斷將地盤出讓給大眾讀物、教材教輔，甚至改名換姓，抹掉“古籍”二字——這就是古籍出版社的現狀。
古籍出版的大眾化，在市場和口碑中艱難行走。
但是，“不管人們如何看待古籍普及類讀物的優缺點，不能否認它的意義。”聶震寧認為，文化的傳承不僅僅是把古籍還原于古籍，還應鏈接當下，所以古籍出版的大眾化將是一個趨勢。
對于各地方古籍社，因為遠離文化中心，缺乏優質作者資源，所以在古籍整理等專業領域并不見優勢。“但他們依托地方鄉土文化、區域文化資源，也做出了一些特色。”李巖介紹道。
比如岳麓書社出版曾國藩、左宗棠等湖湘名人的作品，齊魯書社做齊魯文化的書籍，都取得了一定的銷路。
“有的社就徹底打破了專業分工，另起爐灶。”李巖舉例道，吉林文史出版社就在引進版圖書領域逐漸做出了特色。
盡管各路古籍社“多點開花”，市場環境依然不容樂觀。
一方面，對于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角色轉換，李常慶認為，部分古籍社依賴性仍然較強，具有明顯的事業單位運行慣性。
另一方面，原有的行政化分工正被市場化進程逐漸侵蝕，一些綜合大社、高校出版社也瞄準了古籍出版的蛋糕，動作頻頻。比如北京大學出版社就正在著手編纂總文字量達15億字、收錄重要儒學文獻的《儒藏》。這讓中華書局倍感壓力，“跟大社、強社相比，在資金方面、在作者方面，我們沒有必然的優勢。”李巖說道。
因此，李巖認為，古籍社應該加強彼此之間的合作，“比如做地域文化通覽，就可以聯合中華書局和地方部分古籍社，共享各自資源優勢”。
他還進一步設想，可以在國家的支持下，通過市場力量形成古籍社的縱向聯合，形成相對松散的專業集團，來增強古籍出版的實力。現階段，“可以先在產品、項目等方面建立合作。”
市場之路，扶著走還是自己走
在古籍社轉企改制之初，曾經有過一次爭論。由于古籍本身受眾面小、投入大、銷售和回收周期長的特點，“很多老編輯認為古籍社應該由國家養起來。”回憶起爭論的焦點，李巖說道。
“古籍整理應該是國家行為、文化機構行為。”聶震寧強調，政府在其中發揮主導作用、規劃作用，甚至還發揮買單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古籍出版物不能用于交換，政府買單，也是市場行為的一種。”
事實上，鑒于古籍出版的特殊性，國家的“買單行為”一直未曾間斷——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從最初的每年170萬元，增至目前的每年2000萬元。“全國能申請這個基金的不到100家出版社，主要還是以全國古籍聯合體的23家為主。”李巖表示。
但是，在李常慶眼中，國家對于古籍出版的支持只是一個方面：“在西方，企業、文化團體、基金會對古籍整理都有很大力度的支持。”而在我國，“社會資金對人文科學的熱情沒有培養起來，慈善捐贈的激勵體系也不如西方完善。”李巖補充道。
正因為社會支持體系的短板，使古籍社缺乏長期、穩定的資金支持，“部分古籍社靠項目資金，有一頓沒一頓，在難以為繼時，出現了‘打零工’的現象。”聶震寧解釋道。
同時，有專家指出，古籍市場的容量有限，應該盡快建立起出版社退出機制，允許一些古籍社撤銷或者轉向社會服務機構。
盡管國家有扶持古籍出版的必要，但李常慶認為，既然身處市場，“古籍社更應尋找自身優勢，做專做精，適應競爭”。
作為一種專業出版，聶震寧認為兩種發展模式可資借鑒，一種是立足自身出版經營特色，形成市場選擇后的專業化，做大做強。另一種則是構建直達目標受眾的特殊渠道，提供專業服務，比如歐美國家專出研究報告、論壇報告的出版社。
“堅持走專業化道路是出版社的生存之道。如果恍恍惚惚、左顧右盼，找不到立足點，出版社就可能被淘汰。”聶震寧總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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