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周其厚的《中華書局與近代文化》(中華書局)、王余光的《中國新圖書出版業的文化貢獻》(武漢大學出版社)、王建輝的《出版與近代文明》(河南大學出版社)書中，吳永貴的《陸費逵與中華書局對中國文化的貢獻》一文中，以及眾多研究中國近代出版史、思想史與文化史的學者的文章中，都對中華書局及其團結的作者、出版的圖書，對于近世中國的影響有過精彩的論斷。而在近代中國波起云涌的政治運動中，中華書局印刷所的職工們也始終與國家、民族同呼吸共命運，共同迎接新時代的到來。

　　僅據《中華書局大事紀要》和《騰飛中華———紀念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成立九十周年圖集》(中華印刷有限公司2002年印制)載：

　　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5月19日，中華書局員工組織宣傳隊，進行抵制日貨宣傳；6月5日，印刷所員工舉行罷工，以為響應。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中華書局員工一致響應罷工罷市。原印刷所工人劉華任上海總工會副委員長，領導上海工人進行斗爭，于11月被捕犧牲。

　　1927年“四·一二”事變中，中華書局印刷廠工人朱錦玉、劉鎮、秦源泉、湯炳南四烈士光榮犧牲。

　　1930年中華書局趕印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出版，旋被查禁。

　　1942年曾領導“九個半月復工斗爭”的欽家俊在進行抗日秘密斗爭時被日軍所俘不幸遇害。

　　1949年5月，印刷所職工在澳門路印刷廠進行護廠，迎接解放。1948年因革命工作需要離開書局的周寶訓也在1949年5月7日被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秘密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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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由中華書局印刷所培養的孔紹惠曾為新中國刻過五十余張郵票、唐霖坤曾為新中國刻過約三十張郵票，開國大典重要郵票之設計和刻版即均出自唐霖坤之手。1949年，當時惟一的國營彩印廠———上海市印刷一廠延聘原中華書局繪石課職工鄭梅清為技術指導，為上海培訓了一批出類拔萃的制版專業人才。毛主席標準彩色像印版，即出自其高足鄭子弘之手。

　　新中國成立后，上海中華印刷廠于1982至1986年間，在第一、二、三屆全國書刊質量評比中，三奪總分第一桂冠。1991年，在第六屆該項評比中又榮獲彩色印刷第一名。1988年，上海中華印刷廠被國家計委列為首批對外承接印刷業務的企業，1990年被命名為國家二級企業，1992年被國家人事部、新聞出版署評為先進企業。

　　1998年，上海中華印刷廠與上海美術印刷廠共同投資組建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2000年，中華公司進行了第二次改制，美術印刷廠退出，上海文新報業集團、解放日報社、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廣播電影電視發展有限公司進入股東層。2008年，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整體搬遷至青浦印刷基地，建起占地約170畝的新的印刷廠。

　　四

　　上海作為中國近代新聞出版業的發源地，不僅留存了包括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兩大近代出版重鎮在內的多處出版機構舊址，更擁有70%-80%的中國近代出版史料資源。2000年以來，上海的人大、政協委員多次提案呼吁，在上海建立出版博物館。2001年，上海出版界就建設出版博物館的可行性進行調研論證；2003年11月，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啟動了出版博物館的籌建工作。6年多的時間里，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共投入超過一千萬元文化專項基金及房產，用于出版博物館的籌建，出版博物館籌備處也開展了大量實質性工作，包括藏品征集、史料整理、口述歷史采訪拍攝、藏品庫建設等，積累了數量眾多的藏品與史料。

　　但館址選擇問題始終沒能找到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這成了困擾出版博物館項目正式立項的瓶頸。出版博物館(籌)先是暫住在紹興路的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內，隨著收集的藏品與日俱增，不得不搬離，目前棲身于欽州南路81號，與韜奮紀念館合用上海出版大樓的17層。700平方米的面積，除了必要的借閱部兼會議室、消毒間、倉庫等外，絕大部分用于藏品集納，展示功能基本談不上。由普通辦公樓改成的藏品部其建筑質量達不到專業承重要求，能夠充分利用空間的密集架無法安裝，擺滿書柜的博物館顯得充實而局促，甚至走廊里也堆滿了定制的檔案收納盒。盡管早已對社會開放，但出版博物館(籌)目前的社會服務功能發揮得還很有限。

　　2009年3月，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期間，上海古籍出版社總編輯趙昌平、上海作協主席王安憶、上海中國畫院院長施大畏等十多位全國政協委員，就利用澳門路477號中華書局舊址改建出版博物館提出了建議，建議稱：“由于70多年來，(中華書局的舊址)一直在出版系統內部流轉使用，所以該建筑群基本格局依舊，是目前全國惟一完整保留原有規模的、最大的中國民族出版機構的舊址。”“中華書局舊址記載著中國出版史上輝煌的昨天，一旦改建成出版博物館，其所含蘊的歷史文化價值、所具有的建筑規模和類型，都可與出版博物館豐富的展品水乳交融、相互輝映；而與此同時，中華書局舊址也得到了最好的歸宿，這是對優秀歷史建筑最好的保護。”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對近代新聞出版史頗有研究的周振鶴也認為，中華書局舊址改造成為出版博物館是最佳選擇：“中國再也沒有這么大這么合適的有關出版印刷的實體文物存在了。因為拓寬馬路需要，經過先后兩次拆遷，商務印書館上�？偘l行所位于舊稱棋盤街的舊址已經差不多全部拆掉了，這是非�？上У氖虑椋�因為我們知道，商務印書館不單是一家出版社而已，更是近現代中國一個重要的文化機構。中華書局在近代出版史上地位幾與商務印書館并列，在它即將迎來百歲生日的時候，在這樣一個出版遺跡上改建出版博物館，難道不是渾然天成嗎？”

　　事實上，不僅上海出版界，上海市人民政府也曾于2009年6月12日就利用中華書局等出版機構舊址與新聞出版總署共建出版博物館致函總署。該舊址最終仍“被有關方面看中”，“簽訂了商用開發的租賃意向協議”。

　　五

　　2010年5月中旬，記者造訪中華書局舊址，發現此處已變身工地，一片狼藉。臨街的兩幢建筑，一幢幾近完工，外立面新刷了油漆，貼了瓷磚；一幢正在施　　工，墻體斑駁，靠馬路的墻體上打了若干大洞，樓側“優秀歷史建筑”的銅牌被埋沒在腳手架間，牌身淋了水泥，污濁不堪。

　　正在施工的建筑樓頂上，矗立著兩塊約兩米高的巨大廣告牌，印有“中華1912”等字樣。在網上查“中華1912”，很容易就能找到其網站，網站對自己項目的介紹中，不僅列有中華書局總廠的歷史沿革，有中華書局的輝煌成就，也有“該組建筑于1999年9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確認為優秀歷史建筑”的內容。介紹稱，之所以要改建為創意產業園，是“為更好地保護、修繕和利用這個優秀的歷史建筑群”，網站公布的產業園業態分布規劃中，有“國內辦公”、“涉外辦公”寫字樓，有“商務中心”(酒店)以及“人才公寓”。

　　應當說，“中華1912”項目完全清楚舊址的歷史價值，并非常善于利用它，項目以詩意的語言描繪道：“百年來，時間，豐滿了一個城市的生命”，“不同的歲月和生命在這里留下莊嚴的記號”，“每件珍藏，都講述著文脈典藏與民族興衰”，進而號召要“用國際思想重新審視歷史”，“在無可復制的百年土地上，造就新的巔峰體驗”，還要“Together，with China”。

　　此外，在上海本地的幾家商業網站上，還能很容易地查到“中華1912”的招租廣告。

　　上海某熟知建筑學與近代出版史的人士曾多次實地考察過“中華1912”項目施工情況，該人士表示，中華書局總廠在規劃建造之初即作為印刷廠車間而設計，為大開間鋼筋混凝土現澆樓蓋結構，而公寓、酒店功能所必需的小開間私密空間、獨立衛浴，必然要求在樓體內部設置隔斷墻、鉆通樓板以通上下水，勢必會“破壞建筑的格局與結構”。

　　現年85歲的陸費銘琇女士在聞知中華書局舊址將被改建成寫字樓、商務中心與公寓之后，大感“驚奇”，繼而表示“絕對不能接受”。她表示，中華書局是父親一生心血之所系，其中上海舊址又是中華書局全盛時期之所在，父親當年不得已匆匆離滬時，一家人只帶了些許物件，連夜逃到香港，家中所藏圖書字畫與家具等，皆存放于上�？倧S辦公樓四樓。父親在港繼續主持中華書局的主要事務，時常牽掛上�？倧S，但直到1941年病逝，終沒能再回上海。陸費銘琇1946年返回到上海，幫母親從總廠搬回部分家具及用品，藏書字畫與文字資料等家產，卻始終沒能拿回。

　　中國辭書學會名譽會長，原上海辭書出版社社長、總編輯巢峰曾參與或具體主持《辭�！�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以及臺灣繁體字版的編纂工作，海辭書出版社的前身即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再加上《辭�！返臏Y源，以及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即原中華書局圖書館)長期存身于澳門路477號，巢峰始終對此地懷有特殊的感情。接受采訪時，老人止不住地嘆氣：“這件事情我一直都不知道，如果早知道一點，我還可以找有關部門提提意見，但是等我知道已經晚了，它已經快完成了�，F在不是挽回不挽回的問題，想挽回也挽回不了了，作為一名老出版人，我也只能表達一點看法吧。”“上海作為中國近代文化的中心，卻把這么一個古老的文化建筑給破壞掉了，可惜。”上海市文管會某領導的反應是“遺址本身就是文物，利用遺址改建博物館是國際慣例”。

　　中華書局總經理李巖稱，盡管不是十分了解此次中華書局舊址改建的具體情況，但趙昌平等的政協提案他一直很關注，也很贊同，出版博物館籌備處也曾同他商量過定址在中華書局舊址的事情。舊址即將改作商業用途，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也“只能表示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