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民工二代 我們不是機器！

　　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可以被總結為時尚、個性、自尊，也可以被總結為懶散、怕苦和虛榮。

　　但不管怎樣，企業面對新一代勞動力大軍，

　　都不得不開始從注重管理機器，到注重管理人的轉變。

　　各位老板，你們準備好了沒有？

　　采訪·撰文/周穎 潘青山 孟巖峰

　　鄭小立的老板正對著六七位中層干部暴跳如雷。

　　“你們怎么這么笨，連員工都招不上來，要你們這些中層干部是干嘛吃的！10天之內要是再招不到工人，我們不僅沒有飯吃了，還要賠別人的損失，現在我們不發愁沒有客戶，而是發愁沒有工人。你們要記住，現在是工人與我們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如果沒有工人，我們無法開工。10天內，你們必須想盡各種辦法也要招到工人。”鄭小立的老板——一家坐落在北京西五環以外的印刷廠的董事長惱怒地離開了會議室。

　　這一天是陽歷3月10日，陰歷正月二十五，日子還飄散著淡淡的年味兒。但是，身為印刷廠人事部負責人的鄭小立和他的老板一樣卻犯起了愁。

　　他們印刷廠的業務一直很好，從來沒有因為業務斷檔而發愁。從2009年開始，讓鄭小立發愁的卻是工人嚴重緊缺。他時常因為工人流失、儲備不足而感到困惑，工資始終在不斷上漲，卻仍然讓他難以擺脫缺少工人的壓力。

　　“現在我們廠有700人左右，平均年薪在30000元以上，在同行業工資水平并不低，但每到歲末年初仍是人員變動最大、也是我最發愁的時候。業務很多，但如果工人不足，影響的是聲譽和業務�，F在的新生代農民工多是80后和90后，我們單位70%以上的都是這個年齡層的。他們和過去的農民工有本質的不同，時尚、自我、個性，如果僅從穿著方面看，看不出他們就是農村(外地)的孩子，很講究，包括發型都很時尚。用過去管理六七十年代第一撥農民工的辦法管理他們是根本行不通的，對他們更應該用人性化的方法，否則他們會立即甩手走人，甚至連工資都可以不要。”對于新生代農民工，鄭小立有著深刻的體會。

　　孩子，要是工作累咱就回家吧

　　鄭小立是70年代出生的，那個年代甚至包括60年代的人都有一個共性，即吃苦耐勞，工作踏實肯干，遵守紀律，而且這些人打工的目的就是掙錢，養活家庭或為弟弟、妹妹上大學掙學費。他們工作流動性很小，即使與企業或工人發生矛盾，他們大多會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甚至企業拖欠工資，他們也愿意忍耐。

　　“在外面要好好工作，不要懶惰，遇事要忍耐，咱們出去的目的是掙錢。”這樣的囑咐多是家長們對出生于六七十年代外出打工的孩子們經常做的事情。然而，80后的孩子們變了，背后的家長也有截然不同的態度。

　　“孩子，在外面工作不要太累，要是工作累，就別在北京干了，在家里也能給你找工作，別讓自己太累了。”如果沒有親耳聽到這樣的話，鄭小立是根本不愿意相信的。這樣的場景，正是廠里一位80后工人和媽媽通電話時，媽媽親口對孩子講的。

　　鄭小立并不清楚，這樣的家長越來越多。80后甚至90后新生代農民工，他們沒有掙錢養家的負擔，他們外出打工完全是輕裝上陣，有的是獨生子女或者最多家里有兩個孩子，他們不用為自己的弟弟、妹妹上學讀書發愁。他們中學畢業后外出打工的目的是看看外面的世界，他們從家里出來時會帶上手機、MP3、各種款式的服裝及其他物件，甚至還有的帶著自己的滑板等。這些群體更看重文化生活，他們有很強的個性和強烈的維權意識。

　　他們對農活、種地很陌生，外出打工對于他們來說不是謀生，而是發展。盡管大多數也沒有上過大學，但和第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所受的教育明顯超過前者。

　　數據顯示，改革開放后進城的第一代農民工平均年齡是50.43歲，而80后和90后的平均年齡是25.86歲；前者平均受教育年齡只有2.62年，后者平均為12.92年；在農村務農經驗上，前者有11.4年，后者平均只有2.1年；前者進城的目的是謀生，他們當初就業多是從事苦、累、粗重的體力活，而且他們的流動性很小，就業期望和個人的權益保護意識很低；這個群體100%認為自己仍是農民。

　　相比而言，后者進城打工的目的是希望對個人有發展，他們不再選擇重、累、苦的職業，而是部分從事非體力的白領職業；流動性方面遠遠高于前者，就業期望和權益保護意識很高，他們當中70%的人認為自己是城市中的一員。

　　中國三星經濟研究院宏觀組研究員李萌對記者表示，新生代農民工的成長環境與老一代農民工迥然不同�？傮w來說，“新生代農民工”具有“三高一低”的特征，即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他們的文化程度、技能素質高于老一代，雖然在工作耐受力方面弱一些，但在對自身合法權益的維護方面表現強勢，對城市里面的歧視性制度越來越不滿，渴望與城里人享受同等的住房、教育、社會保障等公民權利。他們沒有老一代‘葉落歸根’的鄉愁情結，不愿意在結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鄉務農。”李萌說。

　　我出來不是為掙錢的，我得有尊嚴

　　“我辭職了，是因為我感覺到領班太勢利眼，對我們太不人性化了。我出來的目的不是為了掙錢，是為了學技能，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家里不缺錢。如果我回去，我可以在當地工作或自己做個小生意。但我不能為了在這里工作而沒有尊嚴，看著領班的眼色工作，我才懶得伺候他呢。”3月22日，記者在北京朝陽區世貿天階附近采訪時，正巧遇到一位邊走邊打手機的男孩，約摸20歲左右。

　　記者主動上前和他打招呼交談，之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這位出生于1990年的男孩叫李小強，原籍安徽阜陽，之前在北京一家酒店當服務員。因為一件很小的事情和領班發生了小矛盾，在此前兩天已經辭職不干了。由于事發突然，酒店還欠他10天的工資(酒店每月10日發薪)，但他義無反顧離開了，寧可不要那10天的工錢。

　　李小強具有新生代農民工的典型特征。這些孩子更容易接受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如果用直接、嚴厲的管教方式，他們甚至會立即向你提出辭職，哪怕還拖欠著工資，他都可以不要。在他們眼里，個性、尊嚴比工作更重要。

　　在鄭小立的企業里，很多新生代農民工和李小強非常接近。來自內蒙的“85后”技術工人張初明對記者表示，“雖然都是打工，但我們更看重工作環境和能學到什么，即使可以多掙錢，但又累又臟而且最終學不到任何東西，我也不愿從事那樣的工作。”

　　給記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張初明的表達能力非常出色。這位只上到高一而中途退學的小伙子善于學習，與人交談中充滿自信，目光直視對方。如果他的普通話說得再標準一些，似乎沒有人會認定他是來自外地的新生代農民工。

　　“公司每個月都要舉辦一次員工生日會。凡是當月過生日的員工，老板都會請我們到飯店吃飯，平時過年過節的紅包更是從不缺少。在這樣的環境里工作，感覺到企業是把我們當人看，而且受到尊重。”張初明說。

　　新生代農民工在名字上已經和第一代農民工就有明顯的變化。張初明的父母希望他將來有出息，就如同初升的太陽帶來光明一樣，因而取名初明。家里不僅有電話，父親還有手機。為了不讓父母有太多的牽掛，他每周都會給父母打一次電話，但大多只用三五分鐘時間報個平安而已，因為他不喜歡聽父母嘮嘮叨叨。

　　不要把我們當機器，不開心就會離開

　　張初明每天的工作就是開印刷機，這屬于技術工種。在企業里，至少工作5年以上才有機會晉升，而一旦晉升，月薪高達6000元以上。他的師傅是一位工作了10年之久的湖北人，月薪已突破1萬元。不過，春節后他的師傅辭職回鄉創業了。公司再三挽留，但于事無補。

　　對張初明的影響是，一旦有足夠的積累，或許有一天他會步師傅的后塵，畢竟在北京沒有歸屬感。“公司對我們很好，但我們始終不會把這里當家。結婚生子、照顧老人都是我們要承擔的責任，但在北京，我們根本買不起房子，回家是遲早的事情。”

　　缺少歸屬感，認為自己始終在漂泊，這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又一共同特征。他們無力支付高昂的購房成本，他們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盡管他們的收入并不低，甚至高于參加工作不久的本科畢業生，但家鄉就業和創業機會的增多讓他們多了一個選擇。

　　幸福指數并不是城市白領的專利，新生代農民工同樣有著對幸福的渴望。李小強離開酒店，還因為他自己的時間幾乎被剝奪了。“酒店服務員本身工作就很累，好容易有休息時間，還不允許出去，領班看不得我們清閑。我是在這里打工，但我沒有賣給這里，我得有自己的時間吧。不能把我們當成機器，不開心我就會離開，因為我不是找不到工作。以我的工作經驗，兩天之內還可以找到一份同樣的工作，甚至有的薪水比原來還高。”

　　“在日常管理中我們都是用人性化管理方法，因為一旦嚴厲的話，他們從心理上就不愿接受�，F在用工制度完全變了，過去是企業有話語權，現在員工的重要性越來越明顯，一定程度上員工對企業有牽制作用，否則影響的是企業的效益。”木皇家具(北京)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閔國梅對記者表示，現在的新生代農民工和過去有本質的不同，他們打工的目的并不是養家糊口，很多人掙錢不但不交給家里，還向父母要錢。在達到一定條件時，他們希望從事自己最喜歡的工作或自己當老板。

　　鄭小立在春節后著實郁悶了一陣子。春節前單位有職工600人，春節后返回公司的只有400人左右，這讓鄭小立著實犯難。沒有辦法，他們只能迅速通過招聘會、網上發布等各種渠道尋找員工，由于企業環境及待遇比同行要好，經過20天左右終于招到了員工。鄭小立一顆懸著的心總算是放了下來。

　　“過去的管理方式是管機器不管人，但現在正好相反，需要管人不用管機器，更要強調人性化。因為現在需求變了，不是錢就能解決的問題，有時候用物質激勵，都起不到作用，不能把新生代農民工當成機器看。由長三角、珠三角引發的民工荒正在向內地蔓延，這一現象將會持續存在。”鄭小立說。

　　鄭小立印象最深的是，在招聘會上，本科畢業生哪怕是月薪1500元也愿意從事所謂的白領工作，而不愿到普通工廠工作，而他們月薪2000元招普通工人卻仍然招不到。一邊是大學生就業難，一邊是普通企業招工難，新生代農民工對工作的選擇越來越挑剔。這種現象，鄭小立似乎還沒有完全捉摸透個中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