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凱生死劫
2010-03-18 00:00 來源:驅動之家 責編:Quincy
- 摘要:
- 在傳統影像方面的業務,柯達、富士接連爆出虧損,一向將柯達奉為榜樣的樂凱將何去何從?曾經被命名為“化工部第一膠片廠”的樂凱集團,在膠片時代的輝煌毋庸置疑。然而,由于行業的衰落,從2000年開始,樂凱的盈利一路下滑。2004—2005年,其凈利潤跌幅達到7成。
【CPP114】訊:在傳統影像方面的業務,柯達、富士接連爆出虧損,一向將柯達奉為榜樣的樂凱將何去何從?
2009年底,柯達關閉了世界上第一個商用彩卷品牌——Kodachrome品牌彩色膠卷生產線。到2009年第三季度,柯達已經連續4個季度銷售額下滑,且幅度均超過20%。
一向將柯達奉為榜樣的樂凱將何去何從?
雖然產品線離膠片越來越遠,但曾經被命名為“化工部第一膠片廠”的樂凱集團,在膠片時代的輝煌毋庸置疑。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在感光材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出自樂凱。
然而,由于行業的衰落,從2000年開始,樂凱的盈利一路下滑。2004—2005年,其凈利潤跌幅達到7成。
對于在樂凱“土生土長”的集團總經理張建恒來說,轉型成了“迫在眉睫”的問題。
榜樣的迷失
現在,榜樣已經在某種意義上失敗,樂凱只能自己摸索未來的路。
張建恒曾到柯達美國總部訪問,在那里,他看到了世界上第一臺數碼相機。當時,柯達用數碼相機和傳統相機分別給訪問者拍了照,張的印象是:“照片效果完全不是一個層次的,數碼照片的水準很差。”
那是16年前。當時的張建恒與柯達高管中的“傳統銀鹽派”觀點類似:作為消費品,數碼相機要替代膠卷和相紙,還有很遙遠的路要走。
沒想到,僅僅10年之后,數碼相機就已經成為暢銷的日用消費品。資料顯示,2003年之后,傳統膠卷在國際市場的銷量開始以超過30%的速度下滑。
2005年,曾在惠普數字打印部門擔任主管的彭安東成為柯達的新任CEO.他身上“信息技術”的烙印,被外界解讀為柯達向數碼領域加速轉型的信號。同一年,張建恒也成為樂凱集團新任總經理。
在這個時候接任總經理,對技術出身的張建恒來說,內心充滿矛盾:“說實話,我不太想接這個職位。”
柯達消費數碼影像組總裁曾說過這樣的話:“在未來的路上,我們一只腳踩在油門上,另一只腳踩在剎車上。我們不清楚哪一只腳應該踩得更重些。”
2005年前,樂凱同樣也看不清未來的路。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樂凱開始做膠卷之外的各種嘗試,比如數碼相機、噴墨耗材、立體照相、彩擴機、偏光片??但由于投入規模太小,這些探索都不算成功。
樂凱過去50年的輝煌歷史,在面臨轉型時成了沉重的包袱。破舊立新的轉型會帶來雙重風險——原有的利潤可能喪失,新利潤形成尚需時日。
曾在寶潔工作了26年、在微軟擔任過7年首席運營官的羅伯特。赫伯德,在其《毒蘋果》一書中指出:曾經盛極一時的企業,在到達巔峰之后往往無法持續前進、繼續獲得成功。成功變成了企業的致命傷,它可以摧毀一個人或一個企業洞悉改變的能力,也會破壞一個人或一個企業尋求創新的動力。
柯達是最好的例子。過去100多年里,柯達曾被認為是美國商業史上最成功的企業之一。在膠片攝影時代,柯達是毫無爭議的王者,擁有1000多項攝影技術專利。即使在數碼時代的開端,柯達在技術上也遙遙領先。1991年,柯達就有了130萬像素的數碼相機。
遺憾的是,在發明數碼相機之后的若干年里,柯達“冷凍”了這一技術,試圖以此來延長傳統膠卷的生命。
雖然柯達前CEO鄧凱達在2003年9月提出,要把未來的戰略重點向數字影像產品轉移。然而,轉型要付出的代價——“削減72%紅利”以及“向數碼領域投資30億美元”,卻讓這個計劃遭到了部分股東的強烈抵制。之后,柯達的數碼相機在美國本土市場的占有率曾一度達到20%,但終因未能狠心甩掉傳統業務,柯達的轉型一路坎坷。
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柯達就是樂凱學習、“趕超”的對象,F在,榜樣已經在某種意義上失敗,樂凱只能自己摸索未來的路。
艱難轉型
家電整機的利潤早已“像刀片一樣薄”,而光學薄膜的利潤則能達到30%。
張建恒上任半年后,一面事關樂凱生死的業務轉型大幕悄然拉開。
傳統影像領域不再追加投資,但也不立刻放棄:“在數碼技術上,美國和日本是一線市場,而中國相對滯后些,因此,當柯達和富士在傳統影像方面已經虧損時,我們還有得賺。只要沒虧損,就繼續做。”
原先小打小鬧的轉型實驗,比如數碼相機、立體影像、彩擴機……。。都被關掉了。而在被張建恒看好的光學薄膜領域,集團2/3的資金被投入進去。除了“做膠卷的基材,就是做光學薄膜的基材,二者的核心技術相通”之外,張建恒選擇這個領域的另一個原因是:技術門檻足夠高。
膠片時代的高毛利率讓樂凱對產品利潤率的要求顯得苛刻。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膠片的毛利率接近50%,這個數字在一般的工業企業中是很罕見的。
柯達前北亞區總裁葉鶯曾說:一部數碼相機的利潤,還不如兩個黃盒子(柯達膠卷)。在柯達面臨轉型時,彭安東甚至寧愿把重點放在數碼相片的沖印上,也不愿意重點做相機,因為“沖印照片的利潤比銷售相機的利潤高得多”。
“雖然光學薄膜的成本不一定很高,但在自己沒有生產能力、完全被別人壟斷的狀況下,外資公司在一塊薄膜上賺取的利潤可能比一臺整機的利潤還高。”家電行業專家羅清啟面對記者采訪時如是說。
事實上,在顯示器行業,越上游,利潤率越高,越下游,利潤率越低。家電整機的利潤早已“像刀片一樣薄”,而光學薄膜的利潤則能達到30%以上。
光學薄膜的應用范圍很廣,除了電視、電腦的顯示面板,還可以作為手機屏幕膜、電子標簽、安全節能的玻璃幕墻膜、電磁波屏蔽膜、汽車貼膜、太陽能電池背板??據估計,2009年進口到中國的PET光學薄膜約19萬噸,價值約100億人民幣。
盡管已經成為目前國內唯一能夠生產PET、TAC膜的企業,但對張建恒來說,這個“門檻”仍不夠高:“我們不但要生產PET薄膜基材,還要在基材上做國內獨一無二的涂層;不但要做涂層,還要繼續做精密涂布、做各種拓展產品,深加工產品的產量要達到50%。”
其實,對樂凱來說,“轉型”早已不陌生。
張建恒記憶最深刻的,是20世紀80年代從電影膠片向民用膠卷、相紙領域的轉型,那次轉型不僅僅是產品的更換,更大的挑戰是經營機制的轉變。
如果說,那時候的困難主要來自市場,那么,2005年后張建恒主導的這次轉型,業務、技術的轉變僅僅是表象,“思想的轉變”才是更深層次的問題,最讓張建恒頭疼。
葉鶯曾說,如果50%的人不能從根本的思維上扭轉過來,那么企業的轉型就不能成功。曾在20世紀90年代帶領柯達成功轉型的喬治。費舍爾,在面對數碼時代時,耗費大量精力用在“解決問題”上,最終還是黯然離場。樂凱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在保定的樂凱園區,你很容易碰上這樣的人:父輩就在樂凱工作,自己的人生從樂凱幼兒園、樂凱小學、樂凱中學一路走過,之后一直在樂凱工作幾十年。這樣的“老樂凱人”,大多對膠片有著深厚的感情。
面對這種情況,張建恒發動的轉型并沒有等到“50%的人從根本思維上扭轉”:“我等不起,樂凱的轉型迫在眉睫。一味商量,就貽誤戰機了。”張建恒當時的做法是:“理解了,執行;不理解,就在執行中理解。”“外地建廠”是轉型手段之一。
“在新的地方開辟一個新企業,比在保定樂凱集團大院另開一家公司,要相對容易得多。”基于此,張建恒把PET光學薄膜的主要生產基地選在合肥。當時,合肥樂凱工業園里的管理團隊平均年齡才27歲。
除了“思想的轉變”外,張建恒還要面對另外一個更加棘手的問題:作為一家大型國企,樂凱不得不考慮就業及產業責任等問題。
2007年12月,柯達實施第二次戰略重組,裁員2.8萬人,幅度高達50%。但張建恒無法采用同樣的做法:“我們面臨的束縛比柯達更多。”樂凱最多的時候1萬人左右,現在約有7000-8000人。即使在金融危機中,國家也不允許樂凱裁員、降薪最多不能超過10%,“這是作為國企必須要承擔的社會責任和歷史責任,這決定了中國的國有企業轉型,難度更大。”
不過,雖然難題很多,張建恒依然樂觀:“總體來說,真正遇到的困難沒有我當初設想的那么多。人有時候是被自己想象的困難嚇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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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將柯達奉為榜樣的樂凱將何去何從?
雖然產品線離膠片越來越遠,但曾經被命名為“化工部第一膠片廠”的樂凱集團,在膠片時代的輝煌毋庸置疑。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在感光材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出自樂凱。
然而,由于行業的衰落,從2000年開始,樂凱的盈利一路下滑。2004—2005年,其凈利潤跌幅達到7成。
對于在樂凱“土生土長”的集團總經理張建恒來說,轉型成了“迫在眉睫”的問題。
榜樣的迷失
現在,榜樣已經在某種意義上失敗,樂凱只能自己摸索未來的路。
張建恒曾到柯達美國總部訪問,在那里,他看到了世界上第一臺數碼相機。當時,柯達用數碼相機和傳統相機分別給訪問者拍了照,張的印象是:“照片效果完全不是一個層次的,數碼照片的水準很差。”
那是16年前。當時的張建恒與柯達高管中的“傳統銀鹽派”觀點類似:作為消費品,數碼相機要替代膠卷和相紙,還有很遙遠的路要走。
沒想到,僅僅10年之后,數碼相機就已經成為暢銷的日用消費品。資料顯示,2003年之后,傳統膠卷在國際市場的銷量開始以超過30%的速度下滑。
2005年,曾在惠普數字打印部門擔任主管的彭安東成為柯達的新任CEO.他身上“信息技術”的烙印,被外界解讀為柯達向數碼領域加速轉型的信號。同一年,張建恒也成為樂凱集團新任總經理。
在這個時候接任總經理,對技術出身的張建恒來說,內心充滿矛盾:“說實話,我不太想接這個職位。”
柯達消費數碼影像組總裁曾說過這樣的話:“在未來的路上,我們一只腳踩在油門上,另一只腳踩在剎車上。我們不清楚哪一只腳應該踩得更重些。”
2005年前,樂凱同樣也看不清未來的路。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樂凱開始做膠卷之外的各種嘗試,比如數碼相機、噴墨耗材、立體照相、彩擴機、偏光片??但由于投入規模太小,這些探索都不算成功。
樂凱過去50年的輝煌歷史,在面臨轉型時成了沉重的包袱。破舊立新的轉型會帶來雙重風險——原有的利潤可能喪失,新利潤形成尚需時日。
曾在寶潔工作了26年、在微軟擔任過7年首席運營官的羅伯特。赫伯德,在其《毒蘋果》一書中指出:曾經盛極一時的企業,在到達巔峰之后往往無法持續前進、繼續獲得成功。成功變成了企業的致命傷,它可以摧毀一個人或一個企業洞悉改變的能力,也會破壞一個人或一個企業尋求創新的動力。
柯達是最好的例子。過去100多年里,柯達曾被認為是美國商業史上最成功的企業之一。在膠片攝影時代,柯達是毫無爭議的王者,擁有1000多項攝影技術專利。即使在數碼時代的開端,柯達在技術上也遙遙領先。1991年,柯達就有了130萬像素的數碼相機。
遺憾的是,在發明數碼相機之后的若干年里,柯達“冷凍”了這一技術,試圖以此來延長傳統膠卷的生命。
雖然柯達前CEO鄧凱達在2003年9月提出,要把未來的戰略重點向數字影像產品轉移。然而,轉型要付出的代價——“削減72%紅利”以及“向數碼領域投資30億美元”,卻讓這個計劃遭到了部分股東的強烈抵制。之后,柯達的數碼相機在美國本土市場的占有率曾一度達到20%,但終因未能狠心甩掉傳統業務,柯達的轉型一路坎坷。
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柯達就是樂凱學習、“趕超”的對象,F在,榜樣已經在某種意義上失敗,樂凱只能自己摸索未來的路。
艱難轉型
家電整機的利潤早已“像刀片一樣薄”,而光學薄膜的利潤則能達到30%。
張建恒上任半年后,一面事關樂凱生死的業務轉型大幕悄然拉開。
傳統影像領域不再追加投資,但也不立刻放棄:“在數碼技術上,美國和日本是一線市場,而中國相對滯后些,因此,當柯達和富士在傳統影像方面已經虧損時,我們還有得賺。只要沒虧損,就繼續做。”
原先小打小鬧的轉型實驗,比如數碼相機、立體影像、彩擴機……。。都被關掉了。而在被張建恒看好的光學薄膜領域,集團2/3的資金被投入進去。除了“做膠卷的基材,就是做光學薄膜的基材,二者的核心技術相通”之外,張建恒選擇這個領域的另一個原因是:技術門檻足夠高。
膠片時代的高毛利率讓樂凱對產品利潤率的要求顯得苛刻。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膠片的毛利率接近50%,這個數字在一般的工業企業中是很罕見的。
柯達前北亞區總裁葉鶯曾說:一部數碼相機的利潤,還不如兩個黃盒子(柯達膠卷)。在柯達面臨轉型時,彭安東甚至寧愿把重點放在數碼相片的沖印上,也不愿意重點做相機,因為“沖印照片的利潤比銷售相機的利潤高得多”。
“雖然光學薄膜的成本不一定很高,但在自己沒有生產能力、完全被別人壟斷的狀況下,外資公司在一塊薄膜上賺取的利潤可能比一臺整機的利潤還高。”家電行業專家羅清啟面對記者采訪時如是說。
事實上,在顯示器行業,越上游,利潤率越高,越下游,利潤率越低。家電整機的利潤早已“像刀片一樣薄”,而光學薄膜的利潤則能達到30%以上。
光學薄膜的應用范圍很廣,除了電視、電腦的顯示面板,還可以作為手機屏幕膜、電子標簽、安全節能的玻璃幕墻膜、電磁波屏蔽膜、汽車貼膜、太陽能電池背板??據估計,2009年進口到中國的PET光學薄膜約19萬噸,價值約100億人民幣。
盡管已經成為目前國內唯一能夠生產PET、TAC膜的企業,但對張建恒來說,這個“門檻”仍不夠高:“我們不但要生產PET薄膜基材,還要在基材上做國內獨一無二的涂層;不但要做涂層,還要繼續做精密涂布、做各種拓展產品,深加工產品的產量要達到50%。”
其實,對樂凱來說,“轉型”早已不陌生。
張建恒記憶最深刻的,是20世紀80年代從電影膠片向民用膠卷、相紙領域的轉型,那次轉型不僅僅是產品的更換,更大的挑戰是經營機制的轉變。
如果說,那時候的困難主要來自市場,那么,2005年后張建恒主導的這次轉型,業務、技術的轉變僅僅是表象,“思想的轉變”才是更深層次的問題,最讓張建恒頭疼。
葉鶯曾說,如果50%的人不能從根本的思維上扭轉過來,那么企業的轉型就不能成功。曾在20世紀90年代帶領柯達成功轉型的喬治。費舍爾,在面對數碼時代時,耗費大量精力用在“解決問題”上,最終還是黯然離場。樂凱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在保定的樂凱園區,你很容易碰上這樣的人:父輩就在樂凱工作,自己的人生從樂凱幼兒園、樂凱小學、樂凱中學一路走過,之后一直在樂凱工作幾十年。這樣的“老樂凱人”,大多對膠片有著深厚的感情。
面對這種情況,張建恒發動的轉型并沒有等到“50%的人從根本思維上扭轉”:“我等不起,樂凱的轉型迫在眉睫。一味商量,就貽誤戰機了。”張建恒當時的做法是:“理解了,執行;不理解,就在執行中理解。”“外地建廠”是轉型手段之一。
“在新的地方開辟一個新企業,比在保定樂凱集團大院另開一家公司,要相對容易得多。”基于此,張建恒把PET光學薄膜的主要生產基地選在合肥。當時,合肥樂凱工業園里的管理團隊平均年齡才27歲。
除了“思想的轉變”外,張建恒還要面對另外一個更加棘手的問題:作為一家大型國企,樂凱不得不考慮就業及產業責任等問題。
2007年12月,柯達實施第二次戰略重組,裁員2.8萬人,幅度高達50%。但張建恒無法采用同樣的做法:“我們面臨的束縛比柯達更多。”樂凱最多的時候1萬人左右,現在約有7000-8000人。即使在金融危機中,國家也不允許樂凱裁員、降薪最多不能超過10%,“這是作為國企必須要承擔的社會責任和歷史責任,這決定了中國的國有企業轉型,難度更大。”
不過,雖然難題很多,張建恒依然樂觀:“總體來說,真正遇到的困難沒有我當初設想的那么多。人有時候是被自己想象的困難嚇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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