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口消費主義原則主導的圖書市場無時無刻不在縱容著讀者的自戀意識,讓讀者以為他就是這一方天地里的中心。

　　口消費指涉的是欲望,欲望是一個空間性概念,而消費本身則也只在當下方存意義。故此,作為時間性的歷史和未來皆必然要被逐出消費艾化的地界。

　　今天,我們每家出版社的選題報告單上差不多都會有"出版方式"這樣一欄,上面標明"公費"、"自費"以及"資助"的字樣。一項出版選題是否能夠被順利通過,首先取決的不再是作品本身的品質,而是此種品質究竟具有怎樣的市場號召力。至于作品將會產生怎樣的社會影響,似乎不是出版者首先要考慮的事情。他們真正擔心的是自己的投入最終能有多大比例的產出。同其他所有公私企業一樣,成本和利潤似乎也成了出版社生死存亡的要件。我之所以使用"似乎"一詞,是因為出版社的處境和其他企業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使它們正在步入"改制"的進程,卻也并未就像其他公私企業那樣被迫在市場的火山口上跳舞。今天,企業倒閉已是司空見慣的事實。但我們還從來沒有聽說中國出版社的倒閉。雖然國家相關法規已有向民間出版機構松動的跡象,但出版社的組建仍舊屬于國家行為,中國出版社的特權身份依然沒有被動搖。在這個前提下,它們已經開始將自己納入與所有市場實體平起平坐的地位,著手鼎力打造全盤商業化的運作模式。

　　國家經濟體制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急劇轉型,固然使諸多人士和行業產生了明顯的不適反應,但也有不少人士和行業做到了從容應對。如果說作者屬于前者,那么出版方就該屬于后者。于是,學術著作于商業文化時代必然遭遇的命運自然就顯現出來了,此種狀況在資本主義國家早已不算是什么新鮮經驗。問題在中國之所以顯得格外醒目,一方面是由于它的頭一遭出現,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這些作者們的出版權利(public right)未能得到出版社出版權力(public power)的起碼保護。我們當然不會苛責資本主義國家的出版商應該對此類作者提供保護,因為出版在它們那里已絕對是徹頭徹尾的商業化行為,出版商的出版權力始終需要聽命于市場的指揮棒。而在我們這里,出版社的權力至少在此時還是完全能夠獨立于商業號令的�？墒�,出于向市場經濟體制表達認同的迫切需要,他們單方面就提前終結了同作者之間的歷史默契。多年來,和我們的很多期刊一樣,出版社也一直自覺擔當著培養作者的神圣使命；有不少作家或學者就是從某一個出版社成長起來的,編輯們是良師,也是益友。但到了這一時刻,他們搖身一變,迅速將自己裝扮成了商人。于是,編輯的含義就此發生了質的變革。衡量一個編輯的素質,不再是要看他知識修養的多與少,重點是要看他商業眼光的高與低。作者把書變成了鉛字,獲得了合法書號,他的可憐目的便算實現了。

　　上述所指還是中國出版社在商業文化尚未全面滲透整體社會時的一種現狀,而隨著市場因素無孔不入的染指,以及全球視覺文化一致性的絕對興盛,中國出版社方才真正開始遭逢些許來自市場的壓力。那么可以想象,對于它們來說,除了無所保留地擁抱市場,還可能堅持什么嗎?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商業文化繁榮的速度,總是緊隨著視覺文化的發展腳步的。從電視時代到網絡時代,不變的是人類視覺欲望因此獲得的一次又一次空前滿足。視覺那喜新厭舊的本性理所當然地將文化的進步理解成了不斷升級的消費,事實亦的確如此,沒有消費也便沒有商業。但是,當閱讀本身也變成了一種消費行為時,情況又會怎樣呢?

　　千萬別被消費剌激生產從而帶來的商業繁榮假象所惑,歸根結底,消費就是消耗；其生產過程正是又一次不折不扣的消耗過程,與創造行為所具有的豐富動力實質完全南輟北轍。在每一次帶有消費性質的行為當中,我們勢必享受的太多,承擔的太少；索取的過多,給予得過少。所以,我們發現,擺在面前的圖書在裝幀、印刷、排版、紙張等方面變得愈發精美,而在內容上卻越來越趨于低俗化了。這就是消費性閱讀的實情,圖像擠壓著文字,趣味占領著思想。在消費文化統領一切的時代,唯有這樣的讀物才可能會有暢銷的實力。這沒什么好奇怪的,不要忘記,青少年的閱讀障礙應是在電視普及之后才呈現出的一個廣泛社會現象。電視影像不單消弭著他們的專注能力,也阻礙著他們之于文字的親近；而網絡的出現則促使這一境況更加地惡化了。如此殘缺的閱讀能力又如何勝任得了既往那些需要動用一定抽象思維的嚴肅讀物呢?于是,因為沒有市場,就連過去那些廣受歡迎的文學作品也遭遇了寒冬。

　　不過,大眾閱讀能力的退化還算不上出版社遇到的最嚴峻挑戰,真正令其痛苦的是讀者數量的急劇萎縮。過去,一部普通的長篇小說動輒即可有上百萬的印量,而今,印量能夠過萬就可算作是暢銷書了。此外,盡管在人口數量上中國居世界之首,可一旦按照比例換算下來,我們的讀者卻少得令人汗顏。即便在這有限的讀者群當中,受"書非借不能讀也"這一傳統借口的影響,又有幾人愿意負擔購書的支出呢?必須指出,這絕非屬于個人經濟承受能力的問題,而只不過就是消費習慣的問題罷了。我也僅在這一點上能對中國出版社的現有處境抱以同情,確實,同許多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讀者不僅是量的問題,質的問題也同樣令人悲觀。

　　比較一下便知道了:由于禁不住出版商的慫恿,萊文斯基將自己和克林頓總統在白宮上演的那場丑聞匆匆成書上市,看好了要共同狂賺一把;然而大大出乎其意料的是,該書居然遭遇了美國民眾不約而同的堅決抵制,從而使他們的商業美夢在瞬間即被斷送。這就是發生在美國的出版事實,它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美國讀者的素質�？梢栽O想,假如此書當時得以在中國上市,它有可能也會遭致這樣的冷遇嗎?可是,在指責我們的讀者的同時,我們仍然不能忽略我們的出版社所應承負的社會責任。畢竟,身處印刷時代廣大讀者的閱讀口味是由出版社來塑造的。它們的傾向不僅僅影響著作者,也影響著讀者。倘若出版社完全摒棄了培養讀者群體的主動意識,那么它們便只能被后者牽著鼻子走,走到最后極有可能就是落得個被拋棄的結局。眾所周知,我們的出版社先是緊跟著影視走,后來又是緊跟著網絡走,事實證明,它們已經在消費時代讀者任性步調的引領下不知不覺跟丟了自己。

　　過分看重暢銷,我們的出版社正在經營的無疑是一項與自我社會地位不甚相稱的活計,身份意識已被其自覺置之腦后。資本化運作方式決定了它們所要面對的壓根不是什么讀者,而是千人一面的消費者。把讀者變成消費者,即把讀者奉為了上帝。在這種意識的支配之下,出版社的教化功能可以說已經全然喪失,社會精神文明的宏偉事業也因此變得岌岌可危。消費主義原則主導的圖書市場無時無刻不在縱容著讀者的自戀意識,讓讀者以為他就是這一方天地里的中心；每一本書都是為他一個人量身定制,每一行字皆是為了讓他備感快樂才有了存在的價值。因此,在每一本書的面前,他都不可能萌生絲毫謙遜的心態。對他而言,一本書就是一件小小的商品,它的到來只是以為他的生活提供日常便利為宗旨,其中并無什么神圣可尋。商品從不指導我們的生活,它僅僅聽命于我們作為主人的指使。順乎這樣的情境,書籍固有的一切內涵差異統統被遮蔽了。精英/大眾、高雅/通俗、嚴肅/調侃等既有鴻溝被一一填平,這看似民主平等的勝利表象蘊涵的不過就是商業的霸權實質,正如后現代主義表面上之于一切權威的反叛,所欲表達的不過就是針對消費權威的順從；其指歸說到底乃是對于歷史的無情取締。

　　今天,我們許多人極為反感對所謂純文學的認同,其內心實際上就是在表達著對于歷史的急切拒絕以及對于當下俗文學現狀的無比滿足。消費指涉的是欲望,欲望是一個空間性概念,而消費本身則也只在當下方有意義。故此,作為時間性的歷史和未來皆必然要被逐出消費文化的地界。一件精美的商品既沒有歷史,也不需要未來,它屬于且只屬于當下。消費實踐的空間動力學仇視一切可能生成歷史價值的商品,當然那些只為收藏而存在的商品除外(有必要說明的是,在此收藏行為本身同樣亦暗含著一個消費的過程,故而使得其對象與其他商品的消費本質并無沖突)。正是基于如此一種念頭,權威的
《人民文學》雜志在去年終于放下純文學的架子,向陣營之外的郭敬明伸出了橄欖枝。并不是編輯們意欲否認陣營界限的存在,而是郭敬明加入所帶來的期刊銷量激增,讓他們暫時可以忘卻這一界限的存在。把期刊視為商品,純文學相對于俗文學的優勢亦便自動失效了。

　　似乎沒有什么好責怪的,既然消費主義話語不給歷史以任何的發言權,那么我們的出版機構也就有理由不選擇堅持了。非暢銷讀物只要沒有來自權威層面的壓力,它們便干脆一概將其擋在門外。但為此受到損害的不僅是非暢銷讀物作者的出版權利,還有非暢銷讀物讀者的閱讀權利�？墒怯植荒懿怀姓J,這數量極其有限的一部分往往就跟我們社會的精英力量有關。他們的存在表征著傳統的繼續,同時也在捍衛著一股永生的力量,可以讓我們在迷惘之際洞見到未來的光影。有他們的存在,我們甚至可以相信我們民眾的精神其實并沒有貧瘠到極限。有鑒于此,我們的出版社冷落了這部分毫無商業價值的小眾,實質上便是以冷落歷史的近視舉措輕松丟棄了未來。必須清楚,在這一點上,許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做法與我們很不一樣。仍以美國為例,在這個處處依仗金錢說話的國家,非營利性質的出版社卻也照樣活躍,只是其規模大都較小罷了。它們和眾多隸屬大學的出版社一道,憑著編輯的良知及熱情盡心盡力為公眾奉獻著有益精神健康的非消費性讀物。結果表明,它們的多數出版物不是最暢銷的,但卻是最受讀者好評的。在美國,這些非營利性質的出版社實際上是扮演了嚴肅讀物作者們的贊助人的角色,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優良傳統的延續。我們都知道,過去的西方一直就有富豪贊助藝術家或文學家從事創作的歷史；我們最熟悉的例子莫過于梅克夫人之于柴科夫斯基了。設若沒有這樣的贊助人,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也很可能就已夭折。顯而易見,這些贊助人對于人類交化財富的創造同樣功不可沒。

　　我們可以沒有這樣令人艷羨的傳統,但不能沒有相應的反省意識。也許我們的實情決定了我們無法完全效仿美國,但是適當作些利潤上的讓步,有意保護一下非暢銷讀物的作者和讀者,這難道有什么太過艱難的嗎?需要指出的是,出版社這種利潤保護主義的作為,特別是對于那些剛剛起步的無名作者堪稱令其絕望的打擊。當然,今日中國經濟的突飛猛進已然在這方面造就了難得的生機。在時下的高校,一本學術成果的出版可以獲得從學校到國家多個部門的資助,且資助的力度可能一個賽過一個。成果出版之后,作者還會因此受到所在單位的額外物質獎勵。還有,今天的學者大多也不再像過去那樣囊中羞澀了,自費出版一本著作對其根本造不成傷筋動骨的后果。事實上,為評職稱自費出書在當今的高校非常流行。這種實際在暢銷書并不那么容易把握的情況下,正好可以解決出版社的資源緊張問題。

　　現在,盡管單本銷量一直無法突破歷史記錄,我們的圖書總量卻在不斷創造著歷史新高。書店的數量多了,規模大了,究竟是不是因為讀者也多了呢?我不敢確定；我所能夠確定的僅僅是作者多了。這些數量龐大又魚龍混雜的書籍其實根本不需要我們來操心它們的銷路,要知道,它們首先不是書籍而是商品,所以為其掏腰包的人不一定就是要閱讀它們的人,而一定是有能力買下它們的人。此種商品除去閱讀還有很多別的消費性用途,比如可以作為空間裝飾,比如可以作為禮物贈人。不是有報道說,時常有大款和企業老總定期或不定期地不加選擇地采購些圖書捐送給老少邊窮地區的孩子們嗎?就此說來,時下中國圖書市場的驚人吞吐量又怎么能不歸功于消費主義的呼風喚雨呢?

　　因為與利潤無關,出版社索性便拋卻了自己的尊嚴,沒有了尊嚴,又何來的權威?在這個時代,出書已然沒有任何權威可言了。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權威依然有效,我們的出版市場還會顯現得如此的繁榮嗎?但,誰又敢說這不是一種虛假的繁榮呢?建立在元盡消耗基礎之上的經濟繁榮又怎么可能是持久牢靠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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