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出版發行集團上市應由企業決定，由市場選擇，政府只是提供政策、資源等支持。一些曾經的堅守者或近幾年沒有將上市納入戰略規劃的集團都紛紛提出了上市計劃，甚至列出了具體的時間表。值得注意的是，上市應該服從于企業發展戰略，而非盲目隨從/圖片來源 本報圖片庫


　　2009年7月2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的《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明確指出，“支持有條件的文化企業進入主板、創業板上市融資，鼓勵已上市文化企業通過公開增發、定向增發等再融資方式進行并購和重組，迅速做大做強”。這意味著文化企業的上市進程被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因而進入加速期，并有可能出現井噴現象。

　　改革的催化劑

　　對產權制度進行徹底改革的最好出路就是實現上市，出版企業上市融資的功能呈現出了多元的目標。

　　由于意識形態的特殊性以及利益、觀念等問題，出版改革在難度上遠高于其他行業的改革。唯其難，在時間上也遠遠滯后于其他行業的改革。而此次自上而下的新聞出版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推動經營性新聞出版單位轉企改制，完善治理結構，重塑市場主體，為此，主管單位專門制訂了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但是積重難返，為了應對“路線圖”和落實“時間表”而流于形式的翻牌企業并非個案，也有一些已轉企多年的出版發行集團，包括第一批改革試點單位，由于一些遺留的問題阻礙了其進一步的發展，實現真正的脫胎換骨還任重道遠。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在某次座談會上用“不但要換湯，而且要換藥，還要砸掉藥罐子”，來表達政府對出版業實施徹底改造的決心。
　　“沒有產權制度的改革都是白改。”吉林出版集團董事長周殿富如是說。對產權制度進行徹底改革的最好出路就是實現上市，借助資本市場的力量實現股權多元化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正如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蔣建國在某次會議上所言：“到目前為止，上市是治理企業最有效的手段。”對此，湖北出版集團董事長王建輝表示，由于國家政策的鼓勵與支持，文化出版企業上市趕上了“大天時”。
　　可以說，是改革的壓力推動著出版企業加快上市的步伐。換句話說，上市，也是相關主管部門為推進出版業改革下的一劑“猛藥”。
　　對于企業來說，上市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目的是獲得一個持續融資的機會，以便未來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但由政府主推、力推的這一輪上市的目的頗有幾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或者至少部分在“沛公”的味道。與推進改革進程的目的相比，出版企業上市融資的功能則相對弱化了，或者說呈現出了多元的目標。

　　“英雄論”不可取

　　目標直指上市的公司日益增多，但以上市來衡量改革和發展的進程是不合理的。

　　從一些企業也傳來了這樣的疑問：以是否上市來衡量改革和發展的進程是否合理？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首先，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把所有出版發行集團都推上上市的戰車；其次，改革的模式是多樣化的，上市不是“救世”的“萬能藥”，更不是出版發行企業改革不二的選擇。僅以是否上市“論英雄”顯然有失公允。
　　但從輿論導向來看，那些率先上市的公司顯然受到了更多的關注與重視，它們成了出版業發展與改革的標桿。
　　早在今年上半年，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董事長龔曙光參加了柳斌杰做客的央視《對話》節目，作為首席觀眾，直言快語的龔曙光坦言與那些坐在前排作為嘉賓的上市公司老總相比，他“感到了壓力”（當然，現在的龔曙光和湖南出版集團的壓力更多的是來自于上市后怎樣發展的問題，因為，其旗下的控股集團——中南出版傳媒進入資本市場已經是指日可待了）。
　　于是，我們看到那些目標直指上市的公司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屈指算來，目前全國已經組建的二十多家出版、發行集團，沒有提出上市計劃的倒是少數了，或者，即使不直接上市，也要和上市公司進行資本層面的合作，以期“間接上市”。

　　地方政府穿針引線

　　地方政府力推本地出版發行集團上市，為企業提供了政策和資源支持。

　　對于上市的推進，中央政府和行業主管部門更多的是著眼“打破藥罐子”后的做大做強，對出版發行集團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而言，則似乎有另外的考慮。
　　雖然大多數出版、發行集團，無論其資產規模還是營業收入遠遠比不上能源、外貿、地產等行業，但是，在一些經濟不是很發達的省份，出版發行集團仍是相當有實力的企業，對地方經濟也做著相當大的貢獻。更關鍵一點在于，雖然文化企業普遍規模小，但社會影響力大。因此，無論是從地方經濟的發展考慮，還是從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慮，出版發行企業都責無旁貸地承擔起了上市的重任。去年9月，安徽出版集團借殼科大創新更名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一個最大的宣傳亮點就是“安徽省第一家上市的文化企業”。也許就在今年年底，安徽省的第二家文化企業——安徽新華發行集團，也將上市。在A股市場上市的文化出版企業還難以形成板塊規模的情形之下，如果沒有地方政府力推，一個省的出版集團和發行集團前后腳上市，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管承認與否，目前，在中國，擁有上市公司的多少是衡量地方政府業績的一個指標，甚至是重要指標。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省市迫于周邊環境的“壓力”，也開始推進本地區書業企業的上市工作。
　　企業對殼資源的選擇和借殼的成敗也往往系于政府意志。安徽出版集團借殼科大創新和中原出版傳媒購買S*ST鑫安的股權擬借殼上市都給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的印象，所借殼資源分屬兩省各自的上市公司，所謂“肥水不流外人田”。有業界人士分析，中原出版傳媒出人意料地通過司法拍賣的途徑，成為了S*ST鑫安的第一大股東。S*ST鑫安避免了退市的命運，成功保殼，中原出版傳媒又可以實現快速上市。該業界人士說，其背后難保沒有政府的穿針引線。
　　與安徽出版集團和中原出版傳媒相比，鳳凰出版傳媒就沒有這么幸運。江蘇鳳凰出版傳媒旗下的鳳凰置業借殼耀華玻璃可謂是一波三折。個中因素很多，但江蘇跨區域到河北借殼，不知是不是因素之一。

　　市場競爭力是關鍵

　　政府主導要與市場的需求、產業的發展相結合，上市應由企業決定，由市場選擇。

　　雖然上市是眼前出版業最熱門的關鍵詞之一，但不少集團老總告訴記者，是“上邊要求我們上市”。意即，上市動力來自上層。如果上市不是來自市場和企業的自覺行為，上市之后的可持續發展必然會受到制約。企業被扶上馬，甚至被拉上馬，還要由政府送一程甚至兩程、三程。如果脫離了政府在政策和資源等方面的扶持，這樣的上市公司究竟有多強的競爭力呢？
　　出版企業必須進行改革，這是毋庸置疑的。但要不要上市，誰來上市，最主要的應該由企業決定，由市場選擇。《文化產業振興規劃》中　　提出支持有條件的企業上市，但并不等于有條件的文化企業都適合上市，或者目前是最佳的上市時機。企業要明白上市在自己的戰略目標中到底占有怎樣的位置，上市是否符合企業整體性、長遠性、基本性的發展目標。一家戰略不明晰的上市公司，無法實現做大做強，更無法給股民以良好的回報。這樣上市，既有悖于政府的初衷，也有負于股民的期望。
　　有多少上市之前業績驕人的企業，上市后卻紛紛戴上了ST的帽子，甚至停牌、退市。這其中不排除一些企業匆忙上市，缺少整體的戰略規劃或規劃不清晰，無法擔當上市公司的角色。這些都應該成為文化企業上市的前車之鑒。因為出版文化企業的上市公司一旦出現問題，其影響面更廣，后果更可怕。
　　在某些發展階段，以政府為主導的發展模式有其合理性和先進性。但是，政府的主導必須要與市場的需求和產業發展的需求相結合，否則有可能會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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