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運”可以成為成功者的謙詞，卻不宜成為落后者揶揄成功者的藉口。這也不難理解，兩年后當新的一輪經濟危機來襲時，玖龍又一次見機行事--移師國內，而當初的感嘆者始終是一籌莫展、一聲嘆息。

　　2006年被稱為“銀行上市年”。與大型國企紛紛登陸資本市場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企的生存和成長空間被擠壓。一年后這一現象更為明顯--2007年A股市場共有125只新股上市，其中滬市25家大公司募資4000億元，深市中小板100家中小企業募資僅為390億元，不足滬市的1/10。“國進民退”這一詞匯開始流行。

　　聰明者從張茵身上得到的啟發是，與其等首富成為板上釘釘時拿來仰視，不如在他(她)還是個首富坯子的時候，去挖掘、學習甚至模仿其商業模式。

　　“V”型路線中的收獲

　　2007年是財富泡沫劇增的年份，這似乎正是危機將要到來的前兆，不過在當時，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那是杞人憂天。玖龍的股價在2007年最高峰時摸高到了近27港元。

　　一年后的2008年10月，全球金融海嘯酣暢的發作期，玖龍最低跌到了0.7港元。與一年前的最高位相比，縮水幅度達97%，或者說玖龍的股票被打0.3折“大甩賣”!

　　2008年無疑是張茵印象最為深刻的一年。股價急劇縮水引發信任危機甚至年終“玖龍破產”消息流傳，“兩會”期間她的引發爭議的言論，“血汗工廠”風波，以及父親的去世等等，無不令其身心疲憊。她的一些作法也一度為人所詬病。

　　使其成為眾矢之的，是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她在提案中的3點建議--建議勞動密集型企業取消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建議降低富人稅負，建議對進口選擇高效節能環保設備的企業，免征5-7年進口關稅和增值稅。此言一出，一片嘩然。在媒體的傳播效應下， “為富不仁”、“富人階層代言人”等帽子都扣到了張茵的頭上。

　　《福布斯》雜志網站很快刊登了這一消息，題為“中國首富要求所得稅減額”。文章稱，在中國，有關“窮人”和“富人”之間的話題總能引發討論，中國女首富張茵提出了“減稅”這一敏感建議。換句話說，“張茵”更像一個代號，向張茵拍過來的“磚頭”更像是砸向整個富人群體。

　　事件剛剛平息不久，2008年4月中旬，香港又出現情況--香港民間團體發布SACOM(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的《2008年首季香港上市企業內地血汗工廠報告》上，5家企業榜上有名，玖龍紙業赫然在列。輿論再度嘩然。張茵大怒，稱香港這一民間組織是“無良組織”，隨后請廣東省總工會介入調查，5月初公布的調查結論是：玖龍并非“血汗工廠”，工廠伙食、住宿條件尚佳。這一舉措令外面更為嘲諷。

　　2009年10月，玖龍股價回升至超過10港元，與一年前的最低點相比，漲幅近15倍。實現這一大反轉的正是她在危機中的自我變革。實際上，當2008年年中她被群起攻擊時，同時在做的是不斷增持自家股票以提振股價頹勢。后來雖然發現此舉并不怎么奏效，但卻逼迫她作出了將外銷與內銷的“八二開”對調為“二八開”的決定。這是一項看起來再平常不過的決策，可是在合適的時間段里作出合適的決策，并非一件易事。

　　張茵的及時拯救了玖龍，這使得玖龍的下半財年(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盈利超過13億元，比上半財年(2008年7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3億元增長了3倍多，這是玖龍股價回升的主要推力。

　　如今的張茵顯然成熟了許多。不再有2003年初上榜時的驚慌，不再有風波纏身時試圖“拉攏記者”的愚蠢行為;大風大浪之后，她的大兒子劉晉嵩于2009年8月也如期成為玖龍的執行董事，玖龍在天津和重慶的巨型項目也陸續開工，可謂否極泰來。

　　首富桂冠和丑聞纏身是最容易被人記住的。張茵遭遇的，似乎是中國明星富豪必須遭遇的考驗。只是有人在考驗中被發現個人或企業存有更嚴重的問題，甚至面臨“落馬”的可能，而有人則因禍得福，在壓抑中洗去了此前的偏執和狂狷，由青澀走向成熟。這是張茵“蹦極”的最大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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