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大事記：1961年
2009-09-24 09:27 來源：中國網 責編：樂軒
國民經濟調整
三年“大躍進”造成了國民經濟嚴重的困難局面。1960年9月30日，在中共中央批轉國家計委黨組《關于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中，首次提出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在此之前，李富春于8月中下旬對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進行研究時，根據上海會議和北戴河會議精神，特別是根據周恩來的意見，提出應以“調整、鞏固、提高”的方針安排經濟工作的意見。8月底，周恩來提出，應在“調整、鞏固”后面加“充實”兩字，從而最初形成了完整的“八字方針的意見。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表明“大躍進”運動實際上已被停止，國民經濟開始轉入調整的新軌道。在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要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會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帶頭深入基層調查研究。隨后，相繼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這些條例實行后，經濟生活中一系列規章制度恢復和建立起來，經濟調整有了明顯的起色。同經濟工作的調整相配合，科學、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也進行了政策的調整。
總之，國民經濟調整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使得自1962年底國民經濟形勢開始好轉。農業生產開始回升，國家財政實現收支平衡，市場商品供應狀況緩和，城鄉居民生活水平也略有上升。而且，在經濟調整過程中，對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和制度，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黨在政治上“左”的錯誤并沒有從根本上糾正，而且愈益發展。
精簡機構和城市人口
1960年8月14日，中央發出《關于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第一次提出要大量精減非生產人員，充實生產戰線。一個月以后，中央批轉了習仲勛《關于中央各部門機構編制情況和精簡意見的報告》，并決定成立中央精簡干部和安排勞動力五人小組，由安子文、習仲勛、馬文瑞、錢瑛、劉仁組成，安子文任組長，習仲勛任副組長，統一領導精簡工作。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批準“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但是，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并未根本克服，全會以后，“八字方針”的貫徹落實仍然執行不力。
1961年5月，面對日益嚴峻的經濟形勢，中央又一次召開工作會議。會上周總理作關于糧食問題和壓縮城市人口的報告。他說，解決糧食問題的根本辦法，是從城市壓縮人口下鄉。如何壓法？最重要的方針，就是人從哪里來，回到哪里去。我們的職工人數還可以壓低，壓低并不影響我們的建設，反而可以節約勞動力，提高勞動生產率。3個人的飯3個人吃，不要5個人吃。陳云著重講了精減職工和動員城市人口下鄉問題。他指出，現在我們面前擺著兩條路供我們選擇：一個是繼續挖農民的口糧；一個是城市人口下鄉。兩條路必須選一條，沒有別的什么路可走。
西樓會議期間，2月22日，中央書記處正式決定成立中央精簡小組。小組由楊尚昆、習仲勛、謝富治、張啟龍、馬文瑞、章夷白、高云屏、童小鵬8人組成，楊尚昆為組長。中央精簡小組在中央書記處的直接領導下，負責處理有關全國精減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工作中的日常事務，隨時向中央反映這方面的情況和問題，研究和提出解決問題的意見。原由安子文任組長的中央精簡五人小組即行撤銷。
經過艱苦努力，到1963年6月，同1961年1月比，全國職工總數減少了1887萬人；全國城鎮人口減少了2600萬人；吃商品糧人數減少了2800萬人。國家按時完成了精減城市人口2000萬這項攻堅任務，創造了歷史的奇跡，為我國平穩度過三年困難時期，為我國工農業生產的迅速恢復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試行包產到戶
“大躍進”和自然災害造成的困難局面，迫使中共領導人思考解決問題的思路。1961年3月，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曾希圣赴廣州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會上，他就安徽實行“責任田”的問題在華東小組作了發言，引起不同的看法。3月14日上午，他把試行“責任田”的好處和可能出現的問題向毛澤東作了詳細匯報。毛澤東明確答復說：“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產10億斤糧食，那就是一件大事。”
在曾希圣的精心指導下，責任制在安徽推行得十分順利。1961年7月12日，毛澤東到南方視察，途經蚌埠時，召見了曾希圣。曾希圣向毛澤東匯報了“責任田”實行的情況，并對“責任田”和“評工記分”這兩種辦法作了對比，強調“責任田”較之“評工記分”更能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更有利于增產。毛澤東聽后，說：“你們認為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
此后，對于包產到戶責任制“是”與“非”的爭論暫時停了下來，“責任田”的推行速度大大加快。1961年8月中旬，安徽全省實行包產到戶責任制的生產隊猛增到占全省總數的70.8%，到年底己達90.1%。
由于包產到戶責任制符合農村經濟發展的要求，適應了農村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因而僅僅實行了一年就大見成效。1961年安徽全省糧食總產量實際上達到900多萬噸。由于糧食豐收，征購任務超額完成，農民生活得到了較大的改善，非正常死亡的現象沒有了，群眾稱贊“責任田”為“救命田”。
1962年2月，曾希圣在安徽搞的“責任田”被宣布為犯了“方向性”錯誤，曾希圣為此作了檢查。同年8月，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在批判“單干風”時，指名批評曾希圣是“代表富裕中農利益”。這最終宣布了承包責任制的夭折。
“工業七十條”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為了切實執行這個方針，系統解決工業發展中存在的嚴重問題，鄧小平領導和組織中央書記處、國家計委、國家經委派出11個工作組，分別到北京、上海、天津、山西、吉林等地的工礦企業進行調查。
7月26日，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談了東北工業企業的情況，提出企業要整頓，要起草一部工業企業工作條例。并且讓薄一波具體負責起草《國營工業企業管理工作條例（草案）》。8月11至14日，在鄧小平主持下，中央書記處在北戴河連續舉行四天會議，對薄一波寫出的條例草稿逐條討論，最后歸納為七十條，簡稱“工業七十條”。
“工業七十條”針對“大躍進”出現的不講究經濟核算，工資、獎勵制度上存在平均主義，以及黨委包攬企業的日常行政事務等等種種弊端，以及生產秩序混亂，瞎指揮、亂操作，設備損壞嚴重，經濟效果很差等問題，明確規定了國營工業企業的性質和基本任務，重新肯定了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要求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責任制和各項規章制度，強調計劃管理、按勞分配、企業經濟效果和職工物質利益等項原則。這個條例草案的討論和試行，對于總結國營工業企業管理工作的經驗，貫徹執行當時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促進我國工業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三年“大躍進”造成了國民經濟嚴重的困難局面。1960年9月30日，在中共中央批轉國家計委黨組《關于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中，首次提出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在此之前，李富春于8月中下旬對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進行研究時，根據上海會議和北戴河會議精神，特別是根據周恩來的意見，提出應以“調整、鞏固、提高”的方針安排經濟工作的意見。8月底，周恩來提出，應在“調整、鞏固”后面加“充實”兩字，從而最初形成了完整的“八字方針的意見。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表明“大躍進”運動實際上已被停止，國民經濟開始轉入調整的新軌道。在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要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會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帶頭深入基層調查研究。隨后，相繼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這些條例實行后，經濟生活中一系列規章制度恢復和建立起來，經濟調整有了明顯的起色。同經濟工作的調整相配合，科學、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也進行了政策的調整。
總之，國民經濟調整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使得自1962年底國民經濟形勢開始好轉。農業生產開始回升，國家財政實現收支平衡，市場商品供應狀況緩和，城鄉居民生活水平也略有上升。而且，在經濟調整過程中，對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和制度，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黨在政治上“左”的錯誤并沒有從根本上糾正，而且愈益發展。
精簡機構和城市人口
1960年8月14日，中央發出《關于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第一次提出要大量精減非生產人員，充實生產戰線。一個月以后，中央批轉了習仲勛《關于中央各部門機構編制情況和精簡意見的報告》，并決定成立中央精簡干部和安排勞動力五人小組，由安子文、習仲勛、馬文瑞、錢瑛、劉仁組成，安子文任組長，習仲勛任副組長，統一領導精簡工作。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批準“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但是，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并未根本克服，全會以后，“八字方針”的貫徹落實仍然執行不力。
1961年5月，面對日益嚴峻的經濟形勢，中央又一次召開工作會議。會上周總理作關于糧食問題和壓縮城市人口的報告。他說，解決糧食問題的根本辦法，是從城市壓縮人口下鄉。如何壓法？最重要的方針，就是人從哪里來，回到哪里去。我們的職工人數還可以壓低，壓低并不影響我們的建設，反而可以節約勞動力，提高勞動生產率。3個人的飯3個人吃，不要5個人吃。陳云著重講了精減職工和動員城市人口下鄉問題。他指出，現在我們面前擺著兩條路供我們選擇：一個是繼續挖農民的口糧；一個是城市人口下鄉。兩條路必須選一條，沒有別的什么路可走。
西樓會議期間，2月22日，中央書記處正式決定成立中央精簡小組。小組由楊尚昆、習仲勛、謝富治、張啟龍、馬文瑞、章夷白、高云屏、童小鵬8人組成，楊尚昆為組長。中央精簡小組在中央書記處的直接領導下，負責處理有關全國精減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工作中的日常事務，隨時向中央反映這方面的情況和問題，研究和提出解決問題的意見。原由安子文任組長的中央精簡五人小組即行撤銷。
經過艱苦努力，到1963年6月，同1961年1月比，全國職工總數減少了1887萬人；全國城鎮人口減少了2600萬人；吃商品糧人數減少了2800萬人。國家按時完成了精減城市人口2000萬這項攻堅任務，創造了歷史的奇跡，為我國平穩度過三年困難時期，為我國工農業生產的迅速恢復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試行包產到戶
“大躍進”和自然災害造成的困難局面，迫使中共領導人思考解決問題的思路。1961年3月，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曾希圣赴廣州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會上，他就安徽實行“責任田”的問題在華東小組作了發言，引起不同的看法。3月14日上午，他把試行“責任田”的好處和可能出現的問題向毛澤東作了詳細匯報。毛澤東明確答復說：“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產10億斤糧食，那就是一件大事。”
在曾希圣的精心指導下，責任制在安徽推行得十分順利。1961年7月12日，毛澤東到南方視察，途經蚌埠時，召見了曾希圣。曾希圣向毛澤東匯報了“責任田”實行的情況，并對“責任田”和“評工記分”這兩種辦法作了對比，強調“責任田”較之“評工記分”更能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更有利于增產。毛澤東聽后，說：“你們認為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
此后，對于包產到戶責任制“是”與“非”的爭論暫時停了下來，“責任田”的推行速度大大加快。1961年8月中旬，安徽全省實行包產到戶責任制的生產隊猛增到占全省總數的70.8%，到年底己達90.1%。
由于包產到戶責任制符合農村經濟發展的要求，適應了農村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因而僅僅實行了一年就大見成效。1961年安徽全省糧食總產量實際上達到900多萬噸。由于糧食豐收，征購任務超額完成，農民生活得到了較大的改善，非正常死亡的現象沒有了，群眾稱贊“責任田”為“救命田”。
1962年2月，曾希圣在安徽搞的“責任田”被宣布為犯了“方向性”錯誤，曾希圣為此作了檢查。同年8月，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在批判“單干風”時，指名批評曾希圣是“代表富裕中農利益”。這最終宣布了承包責任制的夭折。
“工業七十條”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為了切實執行這個方針，系統解決工業發展中存在的嚴重問題，鄧小平領導和組織中央書記處、國家計委、國家經委派出11個工作組，分別到北京、上海、天津、山西、吉林等地的工礦企業進行調查。
7月26日，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談了東北工業企業的情況，提出企業要整頓，要起草一部工業企業工作條例。并且讓薄一波具體負責起草《國營工業企業管理工作條例（草案）》。8月11至14日，在鄧小平主持下，中央書記處在北戴河連續舉行四天會議，對薄一波寫出的條例草稿逐條討論，最后歸納為七十條，簡稱“工業七十條”。
“工業七十條”針對“大躍進”出現的不講究經濟核算，工資、獎勵制度上存在平均主義，以及黨委包攬企業的日常行政事務等等種種弊端，以及生產秩序混亂，瞎指揮、亂操作，設備損壞嚴重，經濟效果很差等問題，明確規定了國營工業企業的性質和基本任務，重新肯定了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要求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責任制和各項規章制度，強調計劃管理、按勞分配、企業經濟效果和職工物質利益等項原則。這個條例草案的討論和試行，對于總結國營工業企業管理工作的經驗，貫徹執行當時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促進我國工業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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